博爱唐村《李氏家谱》中的几处误读甄别——与王兴亚、李立炳先生商榷

王兴亚、李立炳的《新说》中对唐村《李氏家谱》的解读认为李春茂是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还创了"枪艺"。《新说》还认为李信、李仲、陈王廷除了"创艺太极养生功"外,也创了"十三势通臂功"和"箭艺"。仔细研究比较唐村《李氏家谱》、《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等资料,其结论多有误读之处。     

心理传记学视阈下贾宝玉“悬崖撒手”的精神内涵

《红楼梦》第一主人公贾宝玉的最终结局,直接关系到《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终极旨归,但由于曹雪芹八十回后手稿的散佚,贾宝玉的结局客观上成为红学史上的一个"悬疑"。脂砚斋在其批语中一再透露的贾宝玉后文之"悬崖撒手",却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认为贾宝玉最终结局就是了悟红尘后出家,即"悬崖撒手"。不易为人知的贾宝玉"悬崖撒手"另外两层深刻内涵:其一为《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之精神境界与艺术归宿;其二为《红楼梦》创作者曹雪芹之真实人生结局,同时也是《红楼梦》中甄、贾宝玉的各自归宿。说明"悬崖撒手"对于《红楼梦》作品之贾宝玉与创作者之曹雪芹的内在精神统一,正是曹雪芹生命故事在其意识层面的艺术演绎与潜意识层面的人生实践。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红楼梦》诠释——从弗朗茨·库恩对《红楼梦》的认知谈起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翻译在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库恩秉持着"中国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力图在中国古典文本和西方读者之间建构起一道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则采取多元的视角审视来自异域的经典文本。具体到《红楼梦》的解读:库恩用西方戏剧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来比照《红楼梦》,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塑造,甚至是主题的布局,东西方文学经典都有着"心有灵犀"般的相通之处;库恩以高于一般西方人的视点,发掘《红楼梦》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揭示《红楼梦》道教倾向的本质,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普世价值正名,并以此否定欧洲中心论,展示了东西文化在《红楼梦》认知上的平等对话。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库恩通过"改写"《红楼梦》,使之"通俗化",既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同时也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化精髓,赢得了西方无论是普通受众还是精英受众的心。正是透过库恩的《红楼梦》翻译,《红楼梦》得以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士隐之梦:章回入话与主角诞生——红楼“三大主梦”解析之一

《红楼梦》的情节主干是主角贾宝玉从“最喜在内帏厮混”的“绛洞花主” ,到“古今天下第一淫人”的“怡红公子” ,直至“世人莫忍为”之“情极之毒”而最终“悬崖撒手”① 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照中国章回小说的写作惯例 ,故事就应该直接从主角———贾宝玉说起 ,而《红楼梦》却起之以梦境 ,这个梦境又不是主角贾宝玉的 ,是那个住在“姑苏城”“十里街”“仁清巷”里“葫芦庙”旁的甄士隐之梦境 ,就是它吸引我们驻足 ,瞧一瞧 ,想一想 ,没准这里有什么事、什么人值得琢磨 :为什么有关士隐的一生的叙述 ,从小康到困顿到离家出走 ,大起大落 …     

略论《红楼梦》的主题问题

《红楼梦》研究是一门显学。新红学差不多走了一条考证的道路,主要研究曹雪芹和贾宝玉的关系。《红楼梦》主题很复杂,而不应该只有单一的解说。《红楼梦》主题研究应该是本体研究,前人给我们做了很多论述,这些论述值得综述。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壸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楼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壸奥".     

朱玉湘教授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正> 朱玉湘教授,1928年11月生于山东昌邑县。1952年肆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班深造。1953年回山东大学任教至今。现任历史系教授、《文史哲》编委、山东省志学会副会长、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红楼梦》方言研究二十年评述

本文从几年前反响强烈的《红楼梦》湘方言说入手,介绍了红学界二十年来对于《红楼梦》方言研究较有影响的东北方言说、山东方言说、江淮方言说、云南方言说等,并结合社会语言发展历史和曹雪芹生平分析了这些学说产生的原因。     

红楼叙事论的体系性创构与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评李庆信著《红楼梦叙事论稿》

当下不断涌现的"红学"佳作,很多是借助西方各类文化样式和理论方法来阐释《红楼梦》,呈现出与传统"红学"迥异的风格和景象。李庆信《红楼梦叙事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以下简称"李著")就是这些佳作中的重要代表。李著以《红楼梦》叙     

李东辉花鸟画选

著名花鸟画家李东辉,一九四二年生,山东昌邑人。师承王庆淮先生,七十年代又深得孙其峰先生指教。代表作《关东三月》、《荷塘》等在日本、新加坡、香港展出并被收藏。有的作品还被编入香港出版的《北国风光书画作品选集》。现为长春书画院特邀画家、北国书画社理事、长春市老干部大学教师、山东荷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传略被收入《世界当代书画名家大辞典》、《世界美术家传》等多种辞书。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一部美学著作.学术界一般认为,王国维这一著作,完全套用叔本华的美学理论,歪曲了《红楼梦》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内容,其中浸淫着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充满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是应该给予批判的.我在细读了这一著作后的感觉却相反.我认为,如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察,这部著作应该说是王国维美学著作中最有朝气、最具进步意义的一部.其中自然也有糟粕,有曲说,但也有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极有见地的分析.诚然,《红楼梦评论》一文,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叔本华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明清江南女性文化与《红楼梦》女性观解读

《红楼梦》的创作与明清江南女性文化密不可分。明清江南女性文化"才德美"新型的品评模式、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扩大构建了《红楼梦》创作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这些对《红楼梦》的女性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红楼梦》在肯定女性对自我本质、自我价值的追求的同时,也对女性自身的弱点、生存环境、生存困境等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与反思。     

对于《红楼梦》女性的对立视角

《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女性小说。作者曹雪芹不仅描写了许多女性人物,为她们创作了这部小说,而且以"女娲补天"神话开头,男主人公贾宝玉还具有女性化的色彩。《红楼梦》基本上维持着"女尊男卑"的思想,但是对女性却又有否定的视角。本文根据贾宝玉的"女儿观",对《红楼梦》女性的对立视角以及其原因进行考察。     

复制与自我复制——试论中国古代艺术摹仿说视域中的《红楼梦》

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宋元以来的艺术家多将自己的创作看作是对古人作品及其意象、情境的"摹""仿"或"拟"。《红楼梦》与仇英的《汉宫春晓》《汉宫百美图》等长卷之间亦存在类似的艺术关联。在自觉的艺术防御心理机制基础上,曹雪芹吸收了此类长卷容纳万有的艺术手法和程式化的事件、意象、场景,使之成为隐藏于文本内部的带有原则性和稳定性的艺术结构;这些事件、意象和场景进入《红楼梦》文本之后不断展开循环式的自我复制,封闭的文本内部进行意义的自我再生产。曹雪芹将长卷与长篇融为一体的创作方式,改写了传统摹仿论思想的理论基质,使《红楼梦》、仇英及其创作的艺术史地位需要重新评估,也为我们建构新的文本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和资源。     

论《红楼梦》的人物刻画手法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全书以贾府盛衰为主线,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轴心,囊括政治、经济、官场、世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人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对《红楼梦》进行解读,时至今日热度仍然不减。《红楼梦》之所以能够至今仍让人称颂,除了其本身的魅力外,还与作者独特的人物刻画手法是分不开的。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探析《红楼梦》的人物刻画手法。     

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观点

一九七三年,《学习与批判》第二期率先发表了徐缉熙的《评<红楼梦>》,其后,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出版许多有关的著作。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流行的有如下几个观点:一、《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二、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总纲”;三、《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不过是掩盖”。作为学术问题,这里仅就上述观点说一些看法。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     

清末民初小说观念转型与《红楼梦》阐释的公共化

1897—1916年间,清末民初文坛上围绕着小说界革命问题而对《红楼梦》进行大量讨论,其中,侠人、王国维、管达如、成之、蔡元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这些阐释文章看起来观点不一、视角多元,但其共同点是论者都凭着自身有限的跨文化对比视域,引进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观点,关注《红楼梦》的社会性指向与反传统内容。重点是,在清末民初初步形成的"公共领域"中,《红楼梦》第一次从"社会公义"的角度被阐释,《红楼梦》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美学意义、伦理意义都在"公共性"的平台上被展开讨论。这是《红楼梦》阐释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文化事件,同时在现代文学发生史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最先参照西方文艺理论,经由《〈红楼梦〉评论》等文章而建构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批评体系,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潮流与模式。此乃其文学研究"得"之关键所在。然而,《〈红楼梦〉评论》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长期被学界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与中国人的精神大相违背,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红楼梦〉评论》表现出以西释中批评模式的局限性,此乃其比较文学研究"失"之体现。其研究之"得",启迪我们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时,要自觉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主来融会西方文论;其研究之"失",对今日仍盲目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解释中国文学的批评模式,则具有不可忽视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