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写实剧与浪漫剧的新变——抗战及40年代话剧叙论之二

从抗战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2年,是中国话剧的辉煌一纪:话剧运动持续开展,成为战时社会动员的有力手段,话剧艺术也在普及的演出中获得全面提升,话剧创作迎来了全面的繁荣.除了成就显著的历史剧外,左翼剧作家的写实剧在人性开掘和社会讽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浪漫剧则拓展为传奇的情节剧和抒情的情调剧,为在战火中坚守苦熬的观众们提供了多样的美感.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阶级意识与性别呈述——也谈左翼电影的政治性

左翼电影作为民族危亡之际以抵抗内外统治者为主旨的社会文化实践,无疑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因而不能被"去政治化",也不可能被简单地"去政治化".因为即使以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甄别、梳理出左翼电影中诸多"鸳蝴派"的因素或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也必须回答:在社会和文化市场并不缺乏上述因素的情况下,左翼电影为什么别有一种吸引力?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不应一概而论,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干扰外,在本文的视野中,这一切并同时和它性别呈述的"高下"密切有关.如果说左翼电影在其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同时颠覆或改写、复制着男性中心的父权与夫权意识,那么其不同倾向的性别呈述也同时促进、或削弱着它的政治性.     

郑伯奇：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从“上海艺术剧社”谈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郑伯奇是作为资深创造社作家和批评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加强文学对于民众的宣传和鼓动,郑伯奇借助革命文学的背景,率先开始了他的左翼戏剧活动。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艺术剧社和此后整个左翼剧运的行动指南。因此,郑伯奇及其《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于了解艺术剧社的戏剧主张,以及剧社在我国左翼戏剧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文化研究与台湾批判知识分子的论述实践

文化研究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台湾重要的思潮和文化现象,它意味着台湾批判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一种介入当代现实的论述方式。在从"后现代左翼"到"民主左翼"的文化研究转型过程中,《岛屿边缘》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

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个"底层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又被命名为"新左翼文学"。这些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命题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涵义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反而使之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结果不仅使他们放过了对以"社会主义"之名长期存在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分析的契机,又以一种"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历史幻觉,面对非规则变动着的当代中国,并衍生出包括"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意识形态观念。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旧的身份制社会尚未改变,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也使与"纯文学"观相悖的"底层文学"应运而生。但"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其本身在创作和理论上也问题多多,无论是"底层",还是"新左翼"都很快沦为没有生长性的命题。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黏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论田汉话剧创作中情感与理性的审美选择

创作初期,田汉剧作中情感与理性互相纠缠,他往往在情感的抒写中插入理性的"教训",借人物"宣讲"作者的社会见解、艺术见解和爱情见解。反映工厂、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他想努力表现题材的现实性和主题的社会性,但创作过程中又渗入了过多的情感色彩。1927-1929年的创作则是情感与理性的反复:抒情剧表现的是不知路在何方但又倔强地探寻出路从而不知所措的迷惘,观念剧则离异突兀、情节离奇、内容无序。"转向"之后所写的社会鼓动剧,其社会意义明显高于审美意义,内容大于形式。从《秋声赋》到《关汉卿》则做到了情感与理性的高度统一。     

近代欧洲问题剧的现代性——以易卜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欧洲问题剧倡导个性解放,呼吁社会改革,加之坚执的自由意识和大胆的怀疑精神,使剧作家从"司空见惯"中发现变异.作为"应该否定的时代的一种伟大的否定之声",近代欧洲问题剧可谓"鹤立鸡群",凸显了毋庸置疑的现代性:以"人的精神的反叛"、以剧作蕴涵的批判性反思启发公众,质疑资本社会;告别浮华和"理性",遵从客观现实"第一"原则,把"逼真再现"作为最重要的艺术风格;坚持舞台革命,其采用的回溯式结构技巧紧凑而有力,通过深刻的对话和"潜对话"表现时代的"英雄",揭露自私、虚伪的"模范人物",描摹鲜明的戏剧性格.首创"讨论的技巧",以之构建激烈的戏剧冲突,完成其批判性反思之审美现代性表达.显然,以易卜生为旗手的近代欧洲问题剧,作为启蒙观念的艺术负载者、启蒙精神的演绎者,以自由和批判性展示了现代性的力量,其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开拓性,给后人以多方面启迪.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台湾——1949年后历史与现状概述

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台湾唯有少数官方"反共"专家能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从而训练出岛内第一批为官方政策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80年代后,岛内政治风气渐开,留学欧关的知识分子带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派理论,引发岛内"新马克思主义热",持续至1990年代初.同时,左翼运动内部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台湾社会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台湾有着与西方接触密切、偏重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研究、贴近社会现实等特点.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艰难的选择与转型

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转变的历程,作为对现实反映的20世纪中国文学也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而左翼"革命+恋爱"小说作为这种转型的中间状态,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虽然它在形成初期就遭到了来自左翼内部的批判和斗争.     

“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

"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也最能够体现其运思方式。从西美尔开始,经过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以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一直到洛茨等人,"现实抽象"实质上的理论任务要么是"再康德化马克思",要么是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但是,基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我们将看到,在此类"现实抽象"的理解中,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康德进行解读,这终究陷入了一种"俯视"的思维之中。当人们转而认真审理康德对认识前提与存在前提的区分时,从交换再深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则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这将使得我们看到主体行动与客观结构契合的真实原因。     

左翼思潮与上海电影文化——以《神女》为例

近年来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研究,有某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或从微观上发掘左翼电影与鸳鸯蝴蝶派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把它们共同归于"商业化"氛围的同时取消了政治的作用;或从宏观上强调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其深厚的电影文化积累滋养了左翼电影,同时也软化了它的政治锋芒,甚至认为电影文化传统起到了某种纠正政治偏颇的作用……上述研究确实对我们在更宽广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左翼电影"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那么,它在中国电影历程中的独特地位该如何来界定呢?本文认为,上海电影文化以及鸳鸯蝴蝶派电影固然对左翼电影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是,左翼电影却因一种新的"政治"视角介入,超越了当时的商业电影,"回溯性"地将上海电影文化中的"潜力"激发出来,从而创造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高峰.本文以左翼电影中较有代表性的<神女>为例,对些进行了分析和阐明.     

探寻萧红书写中的生命意识与书写意识

萧红一生及其创作呈现一种"依附性",从左翼、抗战文学到新时期各种话语宰割了她的整体创作。这样一位年轻女作家的作品却具有超强生命力,她的"依附性"正好印证了她生命和书写的"不依附性"及独特性。回归文本阅读,我们发现一个以文学慰藉生命归属失落,在回忆与怀乡、大自然与民间生之力量的书写中,企图寻找主体尊严与生命依归的本然的萧红。     

民众戏剧:话剧走向“旧形式”——论30年代“戏剧大众化”的艺术自觉

长期以来,以左翼戏剧为主体的30年代话剧被认为是与民族戏曲尖锐对立的.左翼戏剧曾将“促成旧剧及早崩坏”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但是,在当时左翼民众戏剧不能走向大众的困境中,在梅兰芳访苏演出赢得世界影响的赞誉声中,左翼戏剧家对戏曲及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索.话剧走向“旧形式”,便成为30年代左翼民众戏剧的艺术自觉.     

人与人/人与自然冲突的艺术演绎——“主题阅读”视角下中希悲剧本质的再认识

希腊悲剧文本的"准神话性"是百年来中国悲剧与希腊悲剧比较研究的盲视点。通过对两剧文本进行"主题阅读",发现不仅可以超越希腊悲剧文本"准神话性"所造成的可比性问题,而且可使两剧的主题得到崭新的呈现:中国悲剧的主题是"人与人的冲突"中的"人役",希腊悲剧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神)的冲突"中的"神役",两剧的本质可以被概括为对"人役"与"神役"的控诉与宣泄。同时,基于这一组主题,两剧的一系列艺术品格可以得到逻辑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