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评估与改进

夯实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是社会政策托底的必然要求,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我国当前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进行系统评估十分重要。当前,医保托底保障的制度结构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补充制度组合而成,托底保障总体成效显著,但面临诸多挑战,制度碎片化使得医保托底的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制度间功能定位不清影响了医疗救助的核心托底地位,不同制度衔接沟通欠流畅制约了托底效果,单一的费用补偿目标使医保托底更倾向于传统补救模式。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改进应坚持整体性治理思路,优化制度组合并强化医疗救助核心地位,优化制度衔接和信息共享,搭建沟通平台进而增强不同主体的治理信任,从补救型托底转向发展型托底并平衡医保托底的区域差异。     

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视角

社会政策要托底是新常态背景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主要发展思路,托底是基本,发展是要求。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是提高社会政策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是包括夯实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基础、明确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价值导向、转变传统社会政策实施理念、增进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群众融入性的复杂过程。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建构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其独特的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实践论基础,能够为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提供嵌入性的理论启示,对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意识形态的构建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托底社会政策的缘起、内涵与建构方略

"托底"社会政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新的政策理念。"托底"社会政策要保障广大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需求,实施积极托底,为民众构建覆盖全面、综合协调、保障水平合理、各项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的社会政策保障网,提高民众防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在具体建设方面,应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与可持续的要求与策略建构"托底"社会政策。     

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正在和将持续经历的经济-社会过程,以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可能滋生经济-社会问题.面对新的经济-社会问题,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十分必要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积极地实施社会政策的结合,它有补救性、及时性、有效性、人文性、发展性等特征.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需要顶层设计和综合实施社会政策,利用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防止相对剥夺感的聚集,将救助保障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福利体系责任结构的顶层设计

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社会福利项目的供给本质上就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去重新确立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基础、重新界定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关系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结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基础不能依据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也不能依据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所谓的中间道路理论,而应该以底线公平理论作为社会福利体系顶层设计的责任基础。从责任结构来看,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纵向责任结构要科学地揭示出整体的社会福利体系、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关系;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横向责任结构要能够准确划分各社会福利项目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福利支出与财政收支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福利项目的供给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减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     

底线伦理建设与道德培育:从政府到公民

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中,诚信是其基石,也是社会的底线伦理.而在诚信之上,公民道德建设拥有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由于不同层次的伦理道德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从底线伦理建设到高层次的道德培育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应肩负起捍卫底线伦理、引领良好道德风尚的职责;公民则要在现实生活中严格践行底线伦理,在提高个人品德、维护社会公德、弘扬家庭美德、遵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努力承担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我国企业底线的失守与政府底线监管责任

企业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底线及道德与法律底线是企业生命线,企业底线坚守不仅对企业长远利益,且对社会底线与政府底线坚守及社会管理与政府治理,都有重大意义.通过对企业底线失守的现象分析、行业调查、动态考察及中西方对比等现状评估,可看到目前我国企业底线失守形势极其严峻.究其原因,企业主体责任不可逃脱,政府管理和监督责任更不可推卸.各级政府企业底线的监管存在着认识不足、法律漏洞、监管缺位、追责不力等责任缺失.为此,要善用底线思维,完善底线法制,加强底线管理,强化底线问责.     

着眼道德生活的基础领地——略论底线道德

底线道德是一种基础性道德 ,指的是社会成员或社会角色必须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 ,它与日常生活道德或公共生活道德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当前 ,对底线道德的重视与强化不仅是我国道德实践的迫切要求 ,而且在理论上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底线道德一方面连接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另一方面连接着社会主义的法 ,在实践中 ,必须注意发挥它的特殊作用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及其运用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是一种从最坏处作打算,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法.坚持底线思维,明确底线、守住底线,是防范和驾驭重大风险的基础和前提.底线思维具有度量性、价值性、辩证性、能动性、前瞻性、整体性等特征.运用底线思维防控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风险需要做到:强化忧患意识,主动防范风险;加强理论修养,提升认知水平;狠抓制度执行,筑牢基础防御;敢于善于斗争,奋力攻坚克难.     

底线共识:环境治理理念的重构与落实

环境治理的认识"底线",是不同阶层、类型的社会群体对环境治理的基本认识,是在不同的价值判断中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观念。"底线"不是一个固化的标准,而是因时取宜的动态认识。我国的环境治理存在着许多偏差,与没有形成"底线共识"密切相关。为了达成"底线共识",需要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公民等各方面共同努力,进而实现环境治理理念的重构。     

需求导向抑或结构制约——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回顾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青年型或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种社会政策上的回应。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建国以来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形成与变迁，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做出回应的同时，更受制于更大的宏观制度结构，受到不同发展时期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福利治理模式等制度环境要素的制约，这些制度环境要素是决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关键变量。这也表明，养老服务政策要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个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提供上协同发挥作用，更需要政府在服务的筹资、整合和监管上起到主导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要真正迈向一个基于公民权利导向的社会政策时代。     

论教师道德的底线

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教师道德无论是从职业行为规范方面还是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始终被认为应处于社会的最高水准,代表着社会道德修养的最高层次。教师道德在追求崇高的价值目标的同时,更要坚守教师道德的底线。教师道德的底线是教师职业活动中必须坚守的最低的道德要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师道德所调节的伦理关系中最根本、核心的利益关系,相对于教师的利益,学生的利益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学生利益的优先性就决定了教师道德的底线是,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损害学生的正当合法利益。     

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优化论析

完善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传统路径侧重单个制度的修补,而忽视制度体系的整体调整和效能考量。福利国家的制度经验表明,就业导向的制度重构、工作福利的政策设计、信息系统的完备和专业化家计调查的强化是有效治理"福利依赖"或"过度救助"的制度选择与政策趋势。基于体系优化的完整性、层次性和协调性维度与模型的分析,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理念滞后、管理分散、体系结构不平衡、贫困分层制度设计缺乏、救助依赖和社会支持渠道缺乏等系统障碍。本文认为,应从构建四个系统入手来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即以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理念系统为前提,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管理系统为关键,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制度安排系统为基础和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支持子系统为保障,实现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体系完整、管理协调和制度分层,提升体系效能,实现有效减贫和保障残疾人群的应有权益。     

论公共关系的底线伦理

将真实作为公关的底线伦理既是对公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也是对公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公关实践中对底线的突破可以是因为公关主体自身的失控,也可以是社会环境的纵容,因此建设公关伦理底线同样既取决于公关主体自身的自律,也依赖于社会的监控体系的完善。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走向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与项目,形成了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伴随着医疗保障、养老保障领域新项目的开辟与试点,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正在从一个基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向基于缴费的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转变.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但也存在着碎片化加剧、阶层分化扩大以及对个体稳定收入有较强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底线思维”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需要注重策略,讲究方法.底线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践哲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底线思维”有其特定的涵义,是“底”与“顶”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坚守底线,强化阵地意识,善于运用底线思维,这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实效性和保障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在新形势下运用底线思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立足全局加强制度设计,切实保障个体的生存底线;知微见著强化前瞻意识,牢牢把握学校的育人底线;明确职责找准角色定位,彻底守住教师的职业底线;因材施教树立正确目标,不断唤醒学生的做人底线.     

基于权利视角的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建构之法理

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贫困者,以什么样的法律理念来支撑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大厦,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看,中国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不平衡性,无论是法律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制度层面,甚至是法律理念层面,都有一个进一步进行整体性建构的重要任务.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理念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权利保障,社会贫困群体及其个体需要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获得救助,因此,国家义务和社会义务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将被凸现出来.现代社会的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致贫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社会救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消极性和积极性的救助制度和机制,达到减少社会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冲突的目的.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建构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在不断调整中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促进融入的整体变迁,逐步趋向合理与完善。根据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可以把这个变迁过程划分为流动控制模式阶段、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和发展促进模式阶段等三个阶段。政府基于由社会精英来谋划和诠释的某种城市发展理性秩序,并借助高度"计划性"的权威强制力加以实施,是流动控制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农民工生存现状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的伦理道德底线,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承担起对农民工生存保护的社会责任,是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在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价值诉求从基本生存层面向发展层面转变。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社会政策需要确立社会整合策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这应是发展促进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     

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策略

共同富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重要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共富型社会形态是共同富裕制度建设的动力、依据和方向。建构共同富裕制度，一是要在尊重社会发展现实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框架设计，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关系，围绕组织、规范、政策、机制等要素完成对制度建构的框架构建，把握主体多元性、规范约束性、政策工具性和机制动力性等基本特征；二是要充分重视制度理论设计与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实践场域，观察地方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立法保障改革创新、政策制衡社会发展、激发可持续内生动力等机制性创新探索。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可以打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这不仅可以保持稳定、持续、适当速度的经济增长，还能以新发展理念增进福祉，同时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总量不断提高，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