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演进中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全球环境治理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人类环境的几乎所有领域,环境条约的制定也突破了原来的临时性而具有一定的制度性特征,环境因素已经内化为国际决策的一个因素。但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改进,以应对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的挑战。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战略的特征分析

冷战时期,西欧在两极格局下承担地区性任务,其对外战略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欧盟综合实力不断上升,它开始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过渡。根据力量对比变化,欧盟实施了以多边主义为理念的多边外交战略。其目的是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自主欧洲。因此,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战略具有重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机制建设、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促进、决策过程中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互动、以经济外交为先导、积极促进西方民主化、以周边地区为外交重点、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外交关系等一系列特征。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欧盟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欧盟是当代世界现存地区一体化组织中成立时间最早、一体化程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它对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欧盟在政治一体化方面的进展对于振兴欧洲、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起了重大作用。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地区开发基金政策促进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发展。欧盟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及对后者的经济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战后欧盟地区性民族主义即聚合型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将对全球一体化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多边环境协定与WTO多边贸易规则之潜在冲突与中国的对策

多边环境协定中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贸易限制措施与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存在冲突。当前的国际法实践和法学家的著述提出了五种协调这种冲突的建议。这些建议可分为事前解决和事后解决两大类。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各有不同的价值。我国应当对于它们给予同等的重视。     

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南北关系

南北双方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存在很大的分歧和对立。表面看起来 ,南方国家由贫穷导致的环境问题与北方国家由富裕导致的环境问题是两个孤立的现象 ,其实 ,两类环境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紧密相连。在很大的程度上 ,全球环境问题是北方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长期掠夺地球的结果。因此 ,北方国家应该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和现实的责任 ,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质 ,丝毫不能排除南方国家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特别是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认知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联合国环境大会之绩效评估——兼论后约翰内斯堡时代的环境治理

从"产出"的角度对三次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尽管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得分最低,但这反应了后约翰内斯堡时代的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着国际协议落实困难、某些国家政治意愿缺失以及国际社会"绿色疲惫"等状况。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主权

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它通过宣扬全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扩大参与主体、增加规则类型等方式弥补了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不足。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产生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组织决定就是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的发动者。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环境全球政策(以及最近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创建了大量的条约、组织和机制。从总体上说,进展是积极性的,并日益指向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规模和资金都在迅速扩大,但它在实现其实质性改善全球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甚或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等目标方面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种渐趋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改革这一现存体系,而且关于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联合国环境署本身的改革,以便构建一种全新的体系,其中不同行为体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相互作用,从而服务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