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视角下我国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由于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存在冲突、当事人在利益驱动下挑选法院以及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国际司法合作的局限性,近年来该领域国际平行诉讼案件中禁诉令频发。域外国家法院发布禁诉令禁止当事人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或禁止申请执行我国法院的判决,不仅损害我国诉讼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而且间接地干扰我国司法主权。为应对域外国家宽泛管辖权产生的消极影响、顺应市场主体的客观需求、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规则以及积极推动我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有必要构建符合我国立法精神与运行机制的禁诉令制度。该制度在我国已初步具备了理论渊源、法理依据、立法基础和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增设禁诉令规则条款,明确适用禁诉令时应保持谨慎谦抑原则,同时对适用的案件类型及违反禁诉令的惩罚措施等作出细化规定。     

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浅析——以共同侵权之诉为视角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因共同侵权提起的诉讼按照必要共同诉讼受理,但《侵权责任法》又赋予了被侵权人选择权,认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现行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冲突不仅损害了共同侵权受害人的利益,也使得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矛盾重重。本文通过研究共同侵权责任之诉作为必要共同诉讼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问题,进一步探讨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法律缺陷,并立足于优先保护被侵权人利益,同时兼顾诉讼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对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进行重构,以期达到完善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之目的。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兼评“腾讯与奇虎360”案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指享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出于排斥竞争或者控制市场的目的,依赖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对相关市场的其他竞争者或者交易对手进行不公平交易的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应当从形成市场支配地位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个方面进行。腾讯公司强制性要求软件用户在360产品和QQ之间进行选择,其行为本身是一种限定用户交易行为的法律性质,即违反了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需要从完善现行立法与加强行业自律等两大方面同时进行。     

电信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以电信联通涉嫌垄断为例

2011年我国电信联通引发互联网接入市场涉嫌垄断的热议,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首次针对大型公用企业实施的反垄断调查问题,其结果将直接对垄断性公用企业的反垄断产生深远影响。电信业互联网接人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分析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核心要素在于对电信联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确认。应对电信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采取具体合理的规制措施,以消除互联网接人市场的反竞争行为。     

反垄断法规范知识产权滥用的特点与局限——以欧美微软案为视角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法定的知识财产专有权,同其他权利或财产一样,亦存在滥用的可能,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范与调整。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是否构成滥用,需要根据反垄断法的一系列标准来判断,而不是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或公平原则来进行,亦非根据知识产权法标准来判断。这种以市场结构为分析基础的特点决定了反垄断法规范知识产权滥用的局限。知识产权滥用的多样性,以及国家的不同社会政策,要求采取多种法律手段来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范。     

国际技术贸易各方利益之法律分析——以专利技术为视角

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推动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该国专利制度的统一化.然而,技术引进国应当意识到在专利一体化环境下,当外国居民专利持有量远远高于本国居民专利持有量时,本国的经济安全将由于过高成本的支出而受到潜在的威胁.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这种威胁的具体表现进行了阐述,并指出作为技术引进国应当监控外国居民在本国的专利持有量,制定合理的技术贸易制度,以保护本国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     

平台经济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反垄断法必要及实现——以德国脸书案为例的解说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行为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跨边网络效应的影响下,还可能侵害到平台内经营者乃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从而危害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秩序,由此引发了反垄断法关注。认定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坚持个案分析的原则,以涉案行为为导向,着眼于现在或行为发生当时的市场情况来界定相关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评价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行为是否存在“强制”,可以用户是否对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程度享有选择权为判断标准。立足于平台多边市场的特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排他倾向的非纯粹剥削性滥用,在对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竞争者等多元合法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的过程中,应当增加对个人信息自决能力及实现程度的考量权重。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析——以不同层次性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活动的主线。本文拟从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层次性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与国外相关理论，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与分析。     

诉的要素与诉的识别之关系——以诉讼标的理论为视角

诉的构成要素,是指一个完整的诉（或案件）所必备的内容或因素。完整的诉通常由三方面要素构成：诉的主体、诉讼标的和案件事实。诉的要素对于诉的识别具有重大意义,此问题之关键即是诉讼标的这一要素。本文通过分析新旧诉讼标的理论之利弊,尝试提出恰当的诉之识别标准。     

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以红光实业虚假陈述案为视角

因果关系是决定虚假陈述损害赔偿案裁判结果的核心因素之一,而侵权责任则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基点。对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可借鉴美国的欺诈市场理论,采取推定因果关系以及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从而使投资者跨越求偿过程中最大的法律障碍。应引入”重大性”标准作为确定因果关系的因素,允许被告以信息并非重大信息抗辩;在确定法律因果关系时,把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剔除,最终确定信息披露者的责任范围。     

论商业方法专利的变迁和发展——以美国案例的分析和考察为视角

由于美国的亲专利政策的影响,1998年联邦巡回控诉法院(CAFC)通过State street bank案从正面对商业方法除外原则进行了完全的否定.由此,在亲专利政策中产生成长了一种政府容忍的战略性专利形态--商业方法专利.以此为契机,商业方法专利的申请、诉讼以及讨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发展.然而,经过了十年的路程,KSR案件与Bilski案判决出现了新的动向,原来专利对象性的宽泛要求得到了严格和加强,提高了商业方法专利申请门槛和高度.这是美国适时考虑专利权人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关系的同时,又在适时地调整着自己的专利政策的结果.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的解读与启示——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不断强化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制约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转换视角,运用法哲学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视发达国家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与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正视现实中激励创造与保护公益间的失衡,理解与运用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为核心的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恰当解释现有规则,制定我国最优知识产权实施政策,探究维护我国知识产权利益有效路径,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反思——以1959年“替曹操翻案”讨论为中心

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不仅厘清了关于曹操的许多史实,而且推动了对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中,体现唯物史观这一评价总原则的多种具体标准与观念,如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观念得以综合运用。这不仅丰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推动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次讨论冲击、弱化了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这就需要正确看待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道德评判,及事功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论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视角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精辟概括。     

无效合同判断标准的法理学研究——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视角

文章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视角,在法理学上分析了强制性规定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不能一概认定无效,并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判断标准进行了法理思考,以期司法实务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     

无效合同判断标准的法理学研究——以违反公序良俗为视角

无效合同的判断是合同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理论及实务中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做法.公序良俗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原则.理应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法律的"淫秽"标准与宪法判断——以《色·戒》案为视角

在对色情文学进行限制时,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都普遍运用了"淫秽"的标准.这个标准容易产生误导,导致道德执法的情形,侵犯了人们的道德自主权利和平等的权利.究其实质,这个标准代替了宪法的判断,是法官和立法者对立宪者权力的僭越.因此,对色情文学进行规范需要回归宪法判断本身,才能为建立科学的电影分级制度奠定合宪性基础.     

对商贩之死的抗争——以1926年"陈阿堂案"为讨论中心

1926年8月,上海小商贩陈阿堂被发现死于日轮"万里丸"上,史称"陈阿堂案",日方依仗强权与特权,对案犯极力开脱与庇护,中国朝野政治力量及社会各界掀起了大规模的抗争。本文主要依据《申报》等近代文献对该案的追踪报道,探讨近代中日不平等外交背景下中国各界不同的抗争形态及诉求,及由此透视出来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