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变化吸引了众多域外国家的关注,而北极理事会的"扩容"则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契机。域外国家在参与北极事务方面存在很多共性,包括明晰本国北极利益、增强北极科学研究、加强与北极国家外交合作、拓宽北极参与渠道以及关注中国北极动态等。当前,参与北极事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已开始在北极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关注其他域外国家北极动向的同时应从中汲取经验,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参与战略,深化参与进程,为实现北极地区的善治和谋取全人类的利益作出贡献。     

关于建立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框架的思考

与俄罗斯、蒙古交界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北极民族在生存环境、生态系统、生计方式、生存策略、艺术与物质文化、仪式信仰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相似性,同时与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区以及该区域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从北极的文化地理概念出发,有必要将其称为中国近北极民族。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应被视为国际北极民族文化研究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极民族研究中世界性热点理论问题的聚焦与关注构成了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与世界对话的学理基础。     

俄罗斯“近外国”国家利益空间与独联体的关系维持

长期以来，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近临国家”，是自己的“利益空间”。在经历了“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等外交战略后，俄罗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幻想不断破灭，俄罗斯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确保独联体这一“近外国”的国家利益空间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俄罗斯确保自身安全的有利屏障，也是其重振大国地位逐鹿国际舞台的重要资本之一。所以，在苏联解体后，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如何维持与独联体国家的良好关系在俄罗斯今后的对外政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英国北极政策的演进、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国际社会"重新发现北极"的时代背景下,英国的北极事务参与意愿逐渐增强,于2013年10月发布《应对变化:英国的北极政策》,成为第一个制定和颁布综合性北极政策文件的北极域外国家。英国北极政策基于快速变化的北极地缘政治及经济环境,在身份塑造、利益界定和路径选择等方面体现了其卓越的外交智慧和精湛的外交艺术,彰显了其渴望在北极事务中发挥大国影响力的政治志向。英国北极政策对同为北极域外国家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有重要启示,我国应该注重顶层设计,强化政策谋划,创造性介入到北极治理当中。     

构建中国在东亚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从建构主义视角探析

温特建构主义关于结构与施动者关系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政治互动的逻辑.无论在全球层次还是地区层次,结构与施动者的相互建构关系对于建立稳定的世界和地区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东亚,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复兴进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国际政治逻辑的现实,即发展和壮大的中国已经可以左右东亚地区发展进程,同时中国也被变化着的东亚地区结构现实所深深影响.大国政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而作为大国的中国在东亚的国家身份和利益建构对于维护本地区和平至关重要.     

韩国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参与——基于利益与身份追求的考察

二战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主导并构建了一系列公约、条约和人权机构,形成当代国际人权机制。韩国对人权机制的参与渐趋积极,表现为批准、加入和落实核心人权公约;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表现活跃,尤其是参与人权理事会;倡导和传播新的规范,例如保护的责任。韩国的行为可从利益与身份追求两个维度解析。利益驱动力来自国家、朝鲜半岛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身份追求表现为韩国欲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寻求国际社会"正常国家"的定位。     

当代中国四种国家身份的关系

根据三种分析框架：问题领域模式、联系战略模式和权力结构模式,当代中国的四种主要国家身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大国、崛起中的大国——的关系是：理论上,它们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现实中,在某些情况下,某一种或几种国家身份比其他几种身份相对更重要,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后者,但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力;总体而言,各国家身份同等重要,各身份间的作用力基本相同;这些相互联系的国家身份相互作用,当各种国家身份为互补关系时,它们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它们相互冲突时,某一种或几种国家身份就会掠夺其他国家身份的生存空间。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战略选择——基于战略管理的SWOT分析视角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发展使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成为必然,但当前中国缺乏对参与北极事务的顶层设计和系统的北极战略。本文使用战略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法,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内在优势、内在劣势和外部机会、外在威胁进行分析,以期为酝酿中的中国北极战略在战略匹配和战略定位方面提供借鉴。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现状喜忧参半、利弊并存,中国宜选择扭转型和多元型相结合的战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完成向增长型这一理想战略选择的过渡和转变。     

北极航运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研究

随着北极地区的冰融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北极航线开通与商业性运营提上了日程。北极航道的开通以及商业性运营不仅会对世界经济格局、航运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布局、能源安全以及航运业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北极航运治理正处在"建章立制"的阶段,中国应积极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北极航运国际管制机制的构建,并且在参与北极治理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北极航运事务治理中的参与度,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     

追寻“身份”的寄居者

美籍华文作家严歌苓在《小姨多鹤》和《寄居者》这两部小说里塑造了三种境遇完全不同的寄居者形象。通过这些生动的个体,严歌苓对寄居者的身份获得了新的感悟:没有国土的寄居者并不是真正的寄居者,没有信仰的寄居者才是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     

中国海外安全利益视角下的北极区域治理法律问题

北极地区的法律规制盲区是造成目前北极区域治理进程成效缓慢且矛盾丛生的重要因素。北极区域治理的重点将是北极地区的国际法治理,因此解决北极区域治理的若干法律问题需要理顺其相应的法律内容。与此同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切身利益属于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维护自身在北极地区的海外安全利益的宗旨与方式有利于推动北极区域治理朝着良性均衡的方向发展。     

国家多重身份与对外行为——以印度参与“印太战略”为例

美国以"印太战略"来拉拢印度进而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而印度如何参与其中事关中国重要的利益关切。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存在积极参与、有限参与和保持平衡三种不同的对外行为方式,但他们忽视了印度对外行为的多重身份背景,这对预判印度的对外行为趋势造成了困难。鉴此,文章以"身份—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国家多重身份对其对外行为的影响。文章认为,国家通常根据其身份产生的驱动力施行对外行为,在多重身份背景下,国家对身份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进行排序并根据特定身份的使用场景选择主导的对外行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时显示出了地区霸权国、新兴国家、民主国家的身份认知,这三种身份分别产生了追求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维护民主认同的行为驱动力,印度的对外行为根据它对驱动力排序的变化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在"印—美"或"印—中"关系的场景下,印度倾向于运用不同的身份来强调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并利用中美相互制衡。     

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北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环境,北极地区长期存在分界争端。近年来,气候变暖,北极地区海冰融化以及世界经济对能源和航道需求的增加使得北极地缘政治处于一个活跃期。北极地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也迫在眉睫,这是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的共同责任。中国是一个近北极国家,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深受北极环境变化的影响,北极航线的开辟也将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针对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在研究角度上,多集中于北极治理的法学和政治学研究上;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和策略建议上,缺少实践性分析,多注重宏观层面忽视微观层面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重视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未来的研究仍具有较大拓展空间,应从多角度展开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加强对已发生事件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理论的可行性探讨,加强对北极治理微观层次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一些定量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参与方式探究。     

论译者的“阐释者”身份——以清末小说翻译家为例

清末小说译者为中国社会及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得到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共识.然而,在传统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中,这些译者及其译作素来受到贬抑.这种实绩与评价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研究者有必要调整研究的视角.本文对译者的阐释功能及清末小说译者的自身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清末小说译者的重要性在于他们"阐释者"的身份定位,并认为这对于当代译者也同样具有启示.     

冷战期间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脉络分析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因而观察某一时期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否维护了其国家利益,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应是国家利益客观性与主观性是否一致。通过研究冷战期间中国国家利益及其与当时外交战略的关系,从而认识评价当时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以达到为建构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提供重要的参考目标的目的。     

论《夜林》中“他者”的身份探寻

朱娜·巴恩斯的代表作《夜林》通过描绘20世纪30年代巴黎都市的外来者、同性恋者以及异装癖者等边缘人群的欲望与挣扎,再现了为当时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所忽视的他者群体的生存状态。文章主要从犹太人菲利克斯对文化身份的探寻以及由奥康纳医生及罗彬所代表的第三性对性别身份的探寻两方面探析《夜林》中边缘人群的生存境遇,探索为现代社会主流文化所鄙夷的他者的伤痛和命运,以及他们身份探寻背后隐藏着的现代人的身份危机。     

中国社会制度演化：制度化与国家合法化利益变迁

制度化利益诉求与国家合法化利益诉求,往往存在完全不同的指向和矛盾。其激烈冲突使社会制度失衡,从而出现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对二者冲突和矛盾的调和是维系社会制度稳定的关键。以此观察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社会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将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分为四个阶段,其制度化利益诉求与国家合法化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变迁动力。希望据此提供一种中国社会制度演化的解读视角。     

汉斯·摩根索的“国家利益”概念探究

"国家利益"概念是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被视为难以捉摸的概念。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的观点,可以放在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国家理由"观念的视野中来解读。从摩根索论及"国家利益"的文本中,可以发现理解摩根索"国家利益"观的门径。对这些文本的研究表明:摩根索赋予"国家利益"概念理论与实践双重功能;"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包含相对永恒的要素与可变要素,以及物质性要素与非物质性要素。此外,摩根索的"国家利益"概念具有合理性、道德性与非排他性。重要的是,摩根索不否认"国家利益"包含国家追求的诸如自由、繁荣等终极目标,但是为了应对道德价值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情势,他认为有必要暂时不涉及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