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前的日美协调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受邀访问中国,双方会谈最后共同发布了中日联合声明,一举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然而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离不开美国因素的影响,田中也是在9月初结束与尼克松夏威夷首脑会谈后才前往中国。根据美国原始档案,田中上台初美日双方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开展了多次交流,双方在承认中国、日台关系、美日安保条约适用性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经过双方的沟通以及美国内部情报分析与评估,以夏威夷会议为标志双方正式协调一致,该会议也反映出当时日美关系的新变化。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的台日关系

台湾是中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美日等外部势力的干预而出现台湾问题,同时也衍生出了特殊的美日台关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着力推动"重返亚太"战略,其主要内容即是强化与扩展其亚太同盟关系,通过加强其亚太盟友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来有效遏制中国"威胁",从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与其他核心利益。在美国亚太战略的作用下,马英九当局的对日政策呈现出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受到马英九当局固有对日认知态度的影响,台日关系出现明显疏远的一面,甚至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另一方面亦可以发现在奥巴马政府加紧推动"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下,处于美国"亚太再平衡"结构中的台日关系因应美国亚太利益需要也在某些实务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整体来看台日关系维持着一种"冷中有热"的特殊微妙状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美日台关系本质上还是从属于中美日关系的大框架。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试析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及最后阶段的远东政策

１９４１年的美日谈判主要围绕三国同盟、经济合作及中国问题进行,而纠葛的焦点则在中国问题。美国政府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重申“赫尔四原则”,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较之第一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色彩趋于暗淡,强硬、遏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倾向又死灰复燃,提出了严重绥靖日本、牺牲中国的《美日协定基础案》,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反复,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时至１９４１年８月,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美国政府对日强硬的重要因素;二、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对日强硬态度的影响;三、世界形势与美国的国内形势均趋于好转。但这种强硬是以不导致太平洋战争为基点的,正因如此,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为了赢得备战的时间,美国政府不惜抛出《美日协定基础案》。而在亚洲,中国正在支持着美国的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才便美国在暂时绥靖日本还是继续支持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前瞻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本质上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但它的指向更加明确,意在牵制中国,拓展美国的同盟体系,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方非正式联盟。"印太战略"突出印度的重要性,加强美印防务合作。但是,美、日、澳三国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美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政府高官更换频繁等,这些因素都会制约"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     

透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纵观自卡特政府以来美台关系的发展，作者认为美台关系始终处于变化、调整之中，美国政府从未摆脱“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模式。一方面因为美国的亲台势力强大，但更主要的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对台政策既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又存在着不稳定性，受到国际环境、中国等因素的制约。台湾问题最能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对抗。改善和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关键在于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双层博弈理论:美对台军售决策模式

双层博弈理论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有关联,国际层面的因素和国内政治的因素都会对国际谈判产生影响。美台虽为国与地区间的关系,但二者间的军售关系确也受各自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因素的博弈影响。作为军售中的需求方,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往往引发民意、利益团体与政党间的多元分歧;而军售中的供应方美国,也会受制于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执政支持度上的考量,以及国会、政党、智库、媒体、舆论各方程度不一的影响。因此,任何一项美台军售案的厘定和通过,都是美台双层博弈的产物。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通过延期讨论和联合国"重要问题"处理办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考虑,尼克松上台后亟需缓和美中关系.1969和1970年,他有意释放出一些对华和解信号,但因国内外牵制,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仍沿用"重要问题"案,然而改行类似"一中一台"策略的讨论却在加紧进行.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进入安理会,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联大席位.其间,美台有过激烈交涉.随着第26届联大否决"重要问题"案,通过"阿尔巴尼亚"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案根本就未能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1947-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加剧 ,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由原来“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积极扶植日本复兴” ,而 1947— 1948年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冷战与美国对日主导思想的变化、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美国国内因素等三方面因素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它确立了美日冷战盟友关系 ,对美、日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内战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