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孙中山的交往——以新版《张謇全集》为中心的考查

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张謇与孙中山并无直接的交往,中华民国建立后,两人有了接触。起初,张謇是支持袁世凯的,但随着他对孙中山的思想事业的理解逐渐加深,对孙中山的评价越来越高。     

英国首次遣华使团的夭折——卡斯卡特使团来华始末

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卡斯卡特（Chades Cathcart）为正使的使团访华。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使团来华的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割占中国岛屿及在华设立使馆等。卡斯卡特使团使华经过了周密筹备，反映了当时英国对华政策及各政治集团在对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尽管此次出使因正使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但其在中英关系史重要影响和意义仍非常值得关注。     

辛亥革命时期优待清室条件的产生及其评价

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是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的宣统皇帝“辞位”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的总目标,是推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政体。可是革命爆发后,并没有能够一举将清王朝埋葬,而是一度形成了“共和”与“专制”的对峙局面。限于当时的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速定共     

战后初期的英国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的英国对华政策,是这一时期英国全球外交的产物。英国为了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国势大衰的困境,继续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使英国对华政策面临新的抉择。其结果,对英国同新中国的关系,产生了复杂的作用和影响。     

英国政府与广东开征二·五附加税

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自行开征二·五附加税,该税虽冠以内地税之名,实则等同于华盛顿会议所承诺之二·五附加税。国民政府此举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强烈抗议。在应对广东征税行动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出于取消对英联合抵制、保护海关、中国内部政局大势和中外关系未来走向的综合考虑,采取了与他国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初则极力主张公使团默许广东征税行动,继则撇开他国率先单独发表无条件承认华盛顿附加税并全面软化对华立场的声明。本文对关税会议后期到广东开征附加税之间的英国对华政策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透视中国局势剧变年代的国民政府外交和英国对华政策提供了个案的解析。     

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

本文依据从英国国家档案馆（ＰＲＯ）查阅到的英国政府主要是英国外交部的原 始档案,认为２０年代英国政府鉴于其在华地位的日渐衰落和日、美等新兴列强的竞争加 剧,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英国对华被迫采取“静观”政策。从这一政策出 发,英国对中国的地方纷争采取的是尽力避免介入的方针。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广州 商团叛乱,相反,从一开始英国政府一直试图阻拦“哈佛号”走私军火进广州。英国驻广 州总领事就商团事件向广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事先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广州总领事 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英国政府的训斥。研究表明,商团叛乱得到了英资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 这一结果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它只是表明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整体利益与部分英商的 局部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东侧,阅马场北端,紧靠蛇山南麓,矗立着一座富有革命意义的红色楼房,这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建立的湖北革命军政府旧址(见封二图片)。武昌起义是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一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在古老的中国爆发的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这天晚上,湖北新翌中的革命党人,在经过长期组织发动与筹划的基础上,在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猝然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就击溃了妄图顽抗的清军。     

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1917—1939)

二十世纪之初,英国政府支持了犹太复国运动,这是不容置疑的。对犹太复国运动领袖魏兹曼的直接支持以至贝尔福宣言的公布,证实了这一点。二十年代即巴勒斯坦托管初期,英国面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政策,但出自维持中东地区政治稳定的需要,此时在实质上已逐渐偏向于阿拉伯人。三十年代初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的大规模反犹运动,并没有使一贯声称同情犹太人苦难的英国政府     

孙中山香港演说补遗

<正>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经由香港返国,于1911年12月21日下午在香港中环兰室对前来欢迎的粤省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代表发表演说。大陆版的《孙中山全集》和台湾版的《国父全集》中均未收录这次演说。1912年1月2日上海《时报》“广东初三日临时省会会议纪事”一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谨录如下:是日一点钟开会,八十九号代议士邓慕韩登台发言:“鄙人因孙中山先生莅港时亲往欢迎。其时港商百余人     

英国政府发展创意产业的主要措施及经验启示

英国是第一个成功运用公共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英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发展创意产业的战略性指导文件积极实施了"创意英国"创新发展战略,并且在尊重市场主体的前提下,英国政府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政策性扶持。英国政府还高效地运用了"一臂间距"的文化管理模式,既实现了只管文化、不办文化,让文化市场始终保持其应有的市场活力,又有效地发挥了其"引领者"和"服务者"的作用。     

20世纪前期中国政府反对英印非法侵占藏东南地区

20世纪前期英国政府加紧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侵略,侵占了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指出英国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活动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     

试论民初美国对华的两次“单独行动”

美国的对华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然而由于美国与中国地域遥远，其军事实力不足，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孤立主义情绪制约等因素，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是谨慎和保守的。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在华主要是分享列强刺刀和侵略外交所夺得的特权。１９世纪末，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与对峙。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积极倡导“保全中国”和各国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提倡的各国“一致行动”原则，被日、俄、英等国所利用，他们借“承认中华民国”和“善后大借款”，大肆索取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肆意扩大本国在华势力。这就直接危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抛开与列强的“一致行动”，宣布退出银行团并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北京政府时期的中缅边界问题交涉

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中英两国先后通过两个边界协定划定了大部分中缅边界线。由于条约文本的缺陷和双方的意见分歧,中英两国未能完全划定中缅边界,这一问题在清朝覆灭前没有得到解决。辛亥革命后,英国中止谈判,单方面对争议地区实施了占领与经营,北京政府基本继承了前清政府在划界问题上的立场,对英政府的行为提出抗议,并采取了一定补救措施,但囿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北京政府不断推延或停顿中缅未定界问题的交涉,使英国政府得以进一步加强对未定界地区的经营,从而降低了中国政府在以后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住房政策及其启示

1993年以来英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英国政府的房地产业的政策。本文通过对英国房地产市场、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分析,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访英团与战时中英关系的改善

中国访英团是1943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之邀，为答聘1942年秋天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情而派遣的访英代表团。英国政府对中国访英团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访英期间，中国访英团向英国社会传递中国友谊的同时，也对战时英国的议会政治、经济统制、社会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回国后，访英团通过报告演讲、著作发表等形式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战时英国社会。战时中英代表团的互访，不仅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经济外交方略与英国“黄金时代”对华政策的生成

现有研究对于英国“黄金时代”对华政策的生成存在三条解释路径，即经济复苏论、党派利益论和官僚政治论。从被忽视的能动者互动视角出发，引入并运用经济外交方略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中国积极运用经济外交方略与英国展开持续互动，不断地塑造英国政治精英在对华政策关键抉择时的偏好与行动，从而带来了“黄金时代”政策的生成。     

从成文法看英国新闻自由的限制

梳理英国媒体监管的成文法,深入分析英国成文法对媒体新闻自由的各项限制,可以看出,英国法律对媒体的限制和管控相当严厉。英国政府也在干预各种媒体,英国新闻自由是受限制的自由。     

17-18世纪英国国债制度述评

在17世纪中后期,由于战争、宫廷开支等巨大耗费,英国政府遂将国债制度作为其缓解危机的主要手段,而国债在等资方式上的便利,重商主义政策造就的英国人民较强的出贷能力与倾向,以及英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荷兰金融管理经验的大胆借鉴,都为英国国债制度的良性运作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英国财政署与国有化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国债发行数额、国债利率以及国债发行相关保障体系的创制与日趋完善,使得国债制度日臻成熟。国债制度满足了英国政府的财政需求,促进了英国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对外扩张,为英国登上欧洲霸主地位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刍论

<正>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武昌起义前,他的革命生涯“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曾多次领导人民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做了一定的准备。过去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对此作过大量论述,提出不少有益的见解。略嫌不足的是,他们往往在颂扬孙中山那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献身精神时,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出他脱离群众、单纯军事冒险主义,而缺乏作历史的分析和解释,给人以公式化的印象。近来虽有人对此提出疑议,们仍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笔者不揣谫陋,试就孙中山领导的这些反清武装起义中的所谓单纯军事冒险主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管窥蠡测,不妥之处,祈求教正。     

武昌起义胜利原因新探

<正> 武昌起义一举成功,举世瞩目.那么,为什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总是以失败告终?而武昌首义却胜利地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对于这一惊人的历史巨变和突发性的起义成功的解释,一般地认为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是历史的合力的结果,如种族的积愤、内政的腐败、外患的逼迫、思想的进化等都是这种合力的一部分①.也有人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