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礻几)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     

丙午年外官官制改革讨议——侧重各督抚视角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上谕，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启。在对中央官制进行一番调整后，编制馆亦草拟了一个颇具西方宪政色彩的外官官制改革草案。在征询地方督抚意见时，意见纷纭，编制馆不得不对原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宪政色彩明显消褪，并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宣布先在东三省试行。外官官制改革再次落入传统吏治因循敷衍的怪圈，清廷立宪改革的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论清末政府管理模式现代性流变中的行政效能耗散

清禾新政,清廷曾就政府管理模式做出具有鲜明现代性取向的改革,以期提高行政效能,挽回统治颓势.由于当权者强化皇权的动机、权力关系的混乱、传统型"专制--人治"的行政习惯,影响了新的行政原则的构建;新旧官制更替带来的不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范、重臣各派系之问的争权夺利,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实现;财政支绌、无力支付改革成本、政府贫困化进一步影响了政府权威;统治集团借新政之机疯狂抢夺政治、经济及其它社会资源,在新的制约机制尚未形成之际,卖官鬻爵、贪腐庸愚竟成官场常态.凡此,直接耗散了政府的行政效能.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清末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与运作

直省商政机构适晚清重商主义兴起而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重商的社会思潮,朝野人士纷纷吁请成立正式的商政机构,但在"不与民争利"观念的支配下,清廷对于设立专门的商政机构,依然迟疑不前。各省督抚在甲午战后率先设立了地域性的商政机构——商务局,成为先于商部的产业行政整合机构。各省商务局的设立,从知识与制度的相互关联方面,折射出晚清对商务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从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到丙午官制改革设劝业道以专责成,体现了清末经济改革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最终促使清廷将商事机构纳入正式的职官体制。     

《瞿鸿禨复核官制说帖》考略

1906年在清廷宣布从改官制入手,实行预备立宪之际,官制编制馆曾按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图,拟订了一个以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各部大臣同为内阁政务大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该方案近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建立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比清朝原先单纯的君主专制政体有所进步,但最终为慈禧太后否定.     

袁世凯与丙午改制

丙午改制,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改订官制活动。在丙午改制中,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方案,但遭到了清廷的否定。袁世凯的失败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改制失败后袁权势大减,已埋下宣元遭斥的机缘,而清廷“排汉”政策也从此发端;其二袁的失败赢得了立宪派的同情,从而为宣末民初二者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本文试分三部分对这个问题略加阐述。 一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而改订官制的第一条就是“宜略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简论“七国之乱”后西汉诸侯国官制演变的特征

西汉诸侯国官制是西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反映了诸侯国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西汉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关系。"七国之乱"后,西汉推行了一系列诸侯国官制改革措施,以限制、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实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     

速成新政与清朝覆亡

清末新政后期,移植域外政制形式,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的先导。改革启动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亦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道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对此,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甚少采取相应对策及时调整以纠偏救弊,导致内外矛盾激化,救命丹反而成了催命符。社会改革不仅有基础、条件之别,程序、举措、时限与进程也直接制约着变革的进度与成效,而且往往交互牵涉影响。如此,则清季改制进程的种种教训与警示,值得后世反省深思。     

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

丞参设置起源于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促进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出现关于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讨论。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决议在各部普遍设置丞参。相比于日本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清季仿照日本实行新内阁官制，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被认为缺乏效率，被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取代。清朝试图裁撤各部丞参，只是因丞参的出路问题以及部分部院的抵制而未能彻底实现。丞参兴废对于清末部院官制与内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中华民国时期东北职官概述（上）

清末东北地方官制改革的历史背景，赋予东北有别于内地行省制度的新的行省官制体系。中华民国时期，东北实行了与内地整齐划一的地方官制。后来，由于奉系军阀以“保境安民”为由宣布自治，因此给东北职官制度蒙上了一层特殊的地方色彩。更由于东省铁路问题，东北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上极具特点的东省特别区及其官制。     

清末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原因考述

清末商部设立后,不仅与传统六部矛盾重重,而且与新设的外务部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关系,一时在职权运作上陷入窘境,这与商部创设时的保商恤商宗旨相悖。于是舆论开始呼吁改革商部,而清廷因找不到合适解决的办法,一拖再拖。后来,由于实施宪政,进行中央官制改革,商部的改组顺理成章,把工部并入其中,正名为农工商部。     

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

清末官制改革牵动整个政体变制,然而,行政范围大幅度扩张、经费猛增而财政困窘、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新政与仿行宪政事务捉襟见肘,清廷因此要求各省督抚议复行政经费,旨在通过清理财政和试行预决算分摊财政负担,加速预备立宪进程.由于当政者未能审时度势.对督抚们若干重要建议和警示未予以重视,对舆论的提醒亦未采纳,一味通过简单削减预算的办法试图平衡赤字,导致财政与行政相互制约、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矛盾日益激化.救亡变为速亡,教训深刻.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改造——以清末新政时期山东城市宗教空间改造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以西方及西方化的日本为模板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面对隙地无多和财政窘迫的现状,政府多采取征用"他者"建筑的办法筹备新政事业的基址。被征用的空间以庙宇等宗教空间居多,因为在维新改革的清末新政时代,它既"危险"又"无益"。这种城市空间的征用以现代化为名义,国家权力扩张和现代性诉求相互纠缠其间。城市空间的改造致使原有的城市空间逐渐被侵占,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空间不断涌现,逐步替代了原有城市空间并实现了城市功能的转化,初步完成了城市的现代转型。     

秦汉的御史官制

在中国官制史上,御史是司监察的官职.它之成为系统,时在秦汉.秦汉是中国御史官制的形成时代.秦汉的御史官制,有一个演变过程,约略可分三期.秦至汉初,御史系统即监察系统,此为第一期.汉武帝改革官制,增设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均司纠察.于是监察官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御史官职仅为监察官制的构成之一.自武帝终西汉末为第二期.光武中兴后,御史制度又一变,直至建安,为第三期.前二期,御史首席均为御史大夫(成帝哀帝时曾二度更名大司空),可合视为"大夫制".第三期,首席长官易为御史中丞,可以说是"中丞制".然纵有变易,御史官职终不失其监察职能.本文拟就秦汉御史一官之官署、职任地位及主要特性,作一大略的考述.     

北魏太和新官制并未模仿南朝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政策,创立了一套不同于北魏前期的新官制。太和新官制并不像史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是模仿的南朝制度,实际上它是以汉魏西晋、尤其是西晋官制为蓝本,而又加以发展创造而建立的,它与南朝官制差别甚大。太和新官制影响深远,它基本上被西魏以及东魏、北齐所继承,而隋朝官制又主要源自西魏以及六官制度,所以也可以说,太和新官制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

本文探讨了张之洞的思想脉络，认为张之洞对预备立宪的态度，既不是一以贯之的积极，也不是因权力欲望膨胀而热衷，官制改革后他对立宪态度的转变，是基于他全变与渐变相统一的思想主张，并与政局演变息息相关。     

楚国“沈尹”考

沈尹作为楚国官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官,其究竟为何官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前辈学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是将沈尹作为楚国的地方官长;二是将其当做姓氏。两说均存在一定问题。包山楚简中有"■尹"即文献中习见的"沈尹",作为官职微小的内侍官员可以将中军,这是当时楚王权力强大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