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诛戮士族豪族与晋宋社会变革

刘裕建宋代晋,不仅是一般的王朝更替,而且意味着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此过程中,门第低微的刘裕对高门士族之异己人物及其势力严加诛戮和压制。其中对与桓玄篡晋有密切关联的太原王氏、陈郡殷氏、京口刁氏代表人物及其相关势力予以清除;对企图扶持刘毅的谢混、郗僧施等士族集团加以诛戮;对作为特殊士族势力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予以清剿;推行了一系列抑制地方豪门强宗的政策。此外,刘裕对高门士族始终加以监控,收集相关情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手段。     

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

东晋安帝时期,新兴的北府兵武将势力崛起,其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驱逐桓玄、恢复东晋,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但二人之间很快展开了新一轮权力争夺,成为义熙年间军政斗争的主角。以往人们将其斗争归之于二人的个性品格,或说刘毅"刚愎",或说刘裕"猜忌",于是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这只是一般的表面现象。刘毅与刘裕一样,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他在桓玄篡晋后,协助刘裕起兵,功勋卓著,其地位仅次于刘裕,有"次相"、"亚相"之称。不过,刘毅不愿屈服于刘裕,对刘裕任扬州刺史、入京辅政、北伐南燕、争取勋业,多加阻挠,并在相关人事安排上角力;刘裕则反对刘毅西征卢循、在其身边安插亲信,在表面"柔顺"的假象下,实际上严厉限制刘毅势力的发展,最终迫使其谋反,并因此遭到镇压。面对北府兵武将势力的兴起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昔日统治者的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刘毅以其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阶层的拥戴,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斗争的时代特征。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的结合，客观上是由于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赵魏士族为躲避战乱而流徙辽西；主观上则由二者的相互需要而促成。赵魏士族需要有一个愿意接纳并能保证其传统地位的势力为依托，慕容氏则需要汉族士族的支持与合作。赵魏士族对慕容氏诸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二者的结合对加速慕容部等东北鲜卑的汉化过程，促进民族融合，发展诸燕经济，传播中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结合又使一大批文人保留下来，成为其后北魏立国的骨干，甚至影响到北魏改制。     

贞祐南渡与士风变迁——对金末文坛的一个侧面考察

“贞南渡”意味着金朝面对大蒙古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只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转入守势 ,逐步丧失了对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控制权。同时也使文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走向局促 ,金朝的士风文风至此大变。     

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

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经历了一个由不断衰落直至衰亡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特权的丧失,衰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优势的丧失。大兴科举,发展学校教育,是导致门阀士族文化优势丧失的基本原因。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

河北是北朝高门士族最集中的地区。河北士族既是北朝汉族官员的主体,也是北朝文学创作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北朝文学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北朝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北朝文学的进步有积极的影响。     

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

宋武帝刘裕倡导节俭,首先表现在个人生活上"节俭过人",自晋末执政以至称帝,其起居、器物皆体现出朴素的作风,甚至与普通百姓无异.不仅如此,他还"以俭正率下",对后宫、子弟及官员皆以节俭相期,并以有相关制度相约束,一再拒绝地方进献奢侈物品,"严整有法度".刘裕倡俭,对当时吏治风气、施政方式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刘裕之所以能够倡导节俭并一度形成了节俭风气,既与其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其所代表的寒门阶层与集团的整体文化倾向有关.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从《世说新语》看服药的士族精神

作为士族神仙道教的组成部分 ,魏晋时期士族文人服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逍遥和肉体上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 ,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 ,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出台的一系列特权法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士族门阀制度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魏晋时期的特权法在士族门阀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

商贾形象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经历了从被批判、被讥讽逐步走向获得理解和同情的转变过程,这与中唐以后社会上普遍的重商思想是大致同步的。而探讨这一问题,也是研究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转变的角度之一。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时期文人价值观念悄然转变的过程。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文人本末观念的变化和逐利思想的出现。     

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口号应用

北伐前后,政治宣传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了军事对抗当中,“师出有名”成为战争发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南方的国共两党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伍,逐渐形成了一套阐释自身军政行为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并将其简化为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利用这一有效“载体”,作为宣传自身政治主张、打击敌手的重要手段.作为对立面的直、奉、皖等系亦不甘人后,也纷纷推出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博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口号的大规模使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但急遽演变的时局迅速陷入了口号狂热之中,政治口号的应用面临许多无法解释的悖论与难题,国共两党有意识地对口号的宣传策略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并不明显.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