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个人性”与“阶级性”——重审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

1928年发生的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学界已讨论颇多,不过论述多集中在双方文学观念本身,很少将梁实秋的个人主义思想背景考虑在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文学观念交锋背后双方在文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笔者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与其时新月派进行的人权论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梁实秋与左翼文学分歧的根本并非是与阶级性相左的人性,而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个人自由优先,还是阶级类集体意识优先,是造成双方文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主体声音的裂隙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突围--论反思文学中道家话语的发生问题

反思文学的目标在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的话语构成时,会发现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同质性和总体性的话语实际上潜藏着一些裂隙。由于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文本中复杂的思想资源并非总是同一性的,导致反思文学的文本声音是多重的,分裂的,其中就有道家话语的声音。反思文学的一些作品还借用或汲取了传统道家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突围。以上这些都为道家话语在反思文学中言说提供了一种途径,同时也使道家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发生得以实现。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论“孤岛”杂文的自由精神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的杂文创作,不仅延续了鲁迅开创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而且在国土沦陷的特殊历史情境中,通过批判奴隶性、呼应全国文学论争、针砭现实政治和倡扬知识分子节操等多种言说方式,诠释着自由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沦陷区的文化事业,具有特殊的文学史价值.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革命与私谊:翻译论战中的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文学交往和私人友谊,不仅导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翻译论战的微妙变质,而且形成现当代思想史上一整套学术争鸣与政治意识形态争夺二者迅速转换的思维机制,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文学翻译和异域思想资源的引进导向、现代中国文艺传统发展等问题影响甚大.对此历史性私谊在思想史视野中进行历史还原和意义讨论,既可呈现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在日常活动层面上的经典化历程,从而对文学和政治的复杂绞缠有更人性而平和的理解;又能推进对现代文学史上私人因素在文学传统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反思,还原被政治功利和历史叙述"后视镜"双重遮蔽的文艺思想本身的学术价值,并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理路的逻辑转折与思维变异.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政治·心态·人格——论干校经验与“文革”记忆

以干校经验为题材的干校文学,不仅丰富了"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还彰显出知识分子在苦难年代不惧政治强权、敢于反抗的品格。干校文学文本折射出极权政治下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阵痛,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本文以干校经验为切入点,挖掘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态与人格蜕变,以期把握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并对干校经验和"文革"历史加以反思。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十字街头的塔》,反映了他对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双重不满。"十字街头的塔"的选择,在客观上滥觞了"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截然对立的话语方式,是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1930年代不同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文学,几乎相一致运用这一话语方式的根源之一;同时这也为学院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或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斗争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