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

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裴李岗至仰韶晚期前段以河洛影响海岱地区为主,仰韶晚期后段至龙山早期则以海岱对河洛地区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龙山晚期前段以河洛影响海岱地区稍占优势,至龙山晚期后段海岱地区在文化交流格局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双方文化交流的途径,裴李岗至龙山早期基本上是通过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来实现的,龙山晚期则还通过豫北、冀南和鲁西北地区来完成.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尉迟寺类型的出现及太昊部族在豫东等地的兴起,系龙山早期双方文化交流格局形成的历史背景;而发生在龙山早、晚两期之交的涿鹿之战则是龙山晚期前段两地区文化交流趋向发生较大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

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判断神权政治的核心原则即是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殷商贵族对日神和天神的高度崇拜入手,探索商代神权政治的初步建构;并论证西周贵族对神权政治新理念的形成与神权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     

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和扩散

地处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偏早时期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区。随着与南方地区文化交流的增强,至迟在北辛文化时期稻作已传入海岱地区,然后循着东、西两路由南向北不断地扩散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稻作农业经济。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基点,稻作农业还渡海传播和扩散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地区,并进一步向日本列岛扩散和发展。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自然灾害与党项社会——论宋初夏州政权的经营

宋初夏州党项生活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夏州政权统治者的经营。关于自然灾害相关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夏州政权的应对之策,而且可以探研自然灾害对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考察自然灾害与党项崛起的内在联系。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本文以宋元时期的瘴疾为讨论对象 ,意在揭示历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之间的关系。根据宋元时期史书的记载 ,瘴疾的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区域 ;其分布地区的变迁 ,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 ;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 ,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宋元时期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 ,理论上有深化 ,证治上有提高 ,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突破 ,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在瘴疾的预防方面 ,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 ,而且开始以中原医学知识改变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这一时期有关瘴疾的记载表明 ,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表现。     

论转型时期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区的统筹发展问题

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文章从制度变迁的差异、信息流量的大小及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技术存在的差距 ,提出通过区域之间对口支援、建立跨地区投资保护协议、进行跨区域股权合作、建立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统筹模式是实现民族自治地区经济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论出卖人的优先权与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兼评我国物权法相关立法问题

出卖人的优先权是法国法系法律传统和立法技术的产物,与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例无关。物权变动的其他立法例,也可以接纳出卖人的优先权制度。我国1999年合同法规定了所有权保留,这不妨碍物权法规定出卖人的优先权以担保出卖人取得价款及其利息的债权。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所有权保留的,出卖人的优先权不产生,没有约定所有权保留的,优先权可依法成立。这种立法,对出卖人利益的保护更加周全。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与生态问题论析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文化是保护自然、热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文化。在当代,这种传统的生态文化受到了冲击,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恢复和重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观是新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在“伟大”与“鄙俗”之间——论民初时期梁启超的文化心态

民初时期,梁启超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从事政治实践的。其思想尽管始终未走上革命派的轨道,却体现出因时而变自我更新的精神和介于“伟大”与“鄙俗”之间的文化人格结构。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下)

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汉族、戎族、匈奴族及东胡系的鲜卑族等。匈奴族等在其发展过程中 ,与秦汉王朝有战争、有和亲、有依附 ,也有文化的相互影响 ,是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时期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上)

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汉族、戎族、匈奴族及东胡系的鲜卑族等.匈奴族等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秦汉王朝有战争、有和亲、有依附,也有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时期.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选择——戊戌时期士大夫“保教”主张及中西宗教文化认同论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其主要体现就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动摇了儒教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围绕如何处理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关系问题,戊戌前后中国士大夫提出了取代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应对方案,特别是提出了保教主张。保教主张的提出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被很多士大夫认同,但由于存在诸多局限,很快衰微,进入20世纪初年被佛教复兴和存学主张逐渐取而代之,文化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由——兼论人文发展的文化观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并严重威胁着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人们从各个视角论证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人文发展观以选择与自由的视角看待文化多样性,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实现文化自由的前提,而文化多样性并不存在固有的价值,它的价值则由文化自由来衡量。身份的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文化自由要求承认多样性文化身份的存在与人们文化身份选择的自由。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从文化传承看琉球的归属问题

中琉两国在长达500年的交往中,明清两朝的册封使臣、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与琉球的贡使、留学生等穿梭于两国之间,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对琉球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这从文化传承来说,琉球应该是属于中华儒家文化,而不是属于日本文化,它是琉球不归属于日本的重要证据之一。     

关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文化转型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研究报告之二

在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推动下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还须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充分注意民族地区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 ,明确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取向 ,掌握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文化——兼论学校文化建设的文化失守与文化复归

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诉求。彰显学校特色的物质文化、涵泳学校气质的精神文化和确保学校良序的制度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文化精义。现实中,为建而建的矫揉造作、推倒重来的历史遗忘、罔顾自我的生硬模仿、盲目乐观的追赶潮流和本色凋敝的华而不实等乱象,致使学校文化建设的文化失守。为此,新时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文化复归选择在于以校为本显文化之真、以师生为本育文化之善和以发展为本成文化之美。     

论辩证逻辑的文化基础——兼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逻辑现代化问题

普通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如果从时间角度看,是初等逻辑与高等逻辑的关系;如果从空间角度看,则西方人主要使用的是形式逻辑,而中国人则一直使用辩证逻辑.中国文化是辩证逻辑的文化基础.古代中国的辩证逻辑只能算"准逻辑",它具体表现为<易经>模式、"阴阳五行"模式、熟语模式、经典模式等思维模式,采用不严格的类比推理的方法.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形式逻辑的方法和标准,使辩证逻辑达到科学的、现代的水平.这应该成为我国逻辑学科研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