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与CEO薪酬决定:一个理论综述

在发现CEO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很低后,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始关注公司治理结构与CEO薪酬之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在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CEO的薪酬水平和结构存在很大差异;董事会结构对CEO薪酬有重要的影响,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CEO的薪酬水平就越低。外部董事有利于促进CEO激励薪酬的采用,并且外部董事比例和激励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所有权集中程度是CEO工资和奖金的重要决定因素,且所有权集中程度与CEO薪酬负相关;兼任董事长的CEO比不兼任董事长的CEO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CEO的任期越长,其薪酬组合中的现金报酬就越多,股票薪酬就越少。     

高管背景的独立董事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独董背景特征对我国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高管背景的独董数量与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在薪酬委员会中具有高管背景的独董数量越多则高管薪酬明显越高。该结论丰富了具有高管背景特征的独董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在转轨时期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独董制度,为完善独董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董事会监督效力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董事会监督效力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董事会规模、薪酬委员会的设立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董事长总经理的二职分离、董事会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均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薪酬与高管薪酬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文化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化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行业特点,其产品具有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高管团队是企业运营管理的核心力量,对文化企业的创新发展和财务绩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文化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绩效有何影响?本文在界定文化企业高管团队范围的基础上,以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对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学历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年龄异质性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显著负相关,平均年龄与营业利润指标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文化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民营股东派驻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

民营股东派驻董事是民营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但其如何影响公司行为却鲜有文献探究。因此,本文基于2006-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股东派驻董事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营股东派驻董事的公司,其高管都获得了较高的薪酬;进一步将民营股东派驻董事引起的高管薪酬增长分为经济激励动机的薪酬增长和政治联盟动机的薪酬增长发现,出于经济激励动机的高管薪酬增长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出于政治联盟动机的高管薪酬增长则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此外,以上结论在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中还有较大区别,相比于管制行业,在非管制行业中,民营股东派驻董事会引发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上述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理论,提供了对民营股东董事和高管薪酬之间关系更为全面的理解。     

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盈利预测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用了2008—201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盈利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对盈利预测质量有一定的影响。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后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盈利预测质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和盈利预测质量的相关文献,而且有助于人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方面来解释盈利预测质量。     

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和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高管的行为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现金薪酬部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高管持股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激励作用.高管的现金薪酬部分只有在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中起到了激励作用.     

股权结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

股权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基石,股权结构不仅影响会计稳健性,而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以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权结构差异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全样本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投资不足。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能够显著改善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对抑制投资过度和遏制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效应。细分股权性质差异的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因股权性质不同产生差异,国有控股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不足的抑制力较强,而对投资过度的遏制力较弱。区分股权集中组和非股权集中组的实证检验发现,在股权集中度高的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力较弱,具体表现为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抑制力在股权集中公司表现的均较弱。上述研究结论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提高会计稳健性,建立有效的投资机制,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网络、关系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

作为关系网络的集合,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制定必然反映关系治理的作用。借助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董事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扩张投资规模,既能够缓解部分企业的投资不足,又加剧部分企业的投资过度。分组检验发现,董事网络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因实际控制人的差异产生差别化的影响。董事网络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相比之下,董事网络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网络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改善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非常微弱,相比之下,董事网络却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绩效。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专利数据,衡量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并基于欧拉方程对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估计。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在稳健性检验中,对创新指标进行缩减调整,使用其他变量衡量企业融资约束,并剔除拥有补贴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均支持基准回归结果。通过探讨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发现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拥有更高的创新效率,且会优化研发投资策略以提高创新回报。     

基于企业财务风险特征的内部董事行为实证研究

代理理论认为,任命内部董事常常是一种“管理者防御”措施,目的是为了巩固经理人的地位.而现代管家理论认为,内部董事改变了传统的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消除了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不信赖关系,更有可能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内部董事是帮助、纵容经理人隐瞒公司的财务风险还是代表所有者及时揭示和规避公司的财务风险呢?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深化对中国企业经理人行为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实证研究表明,在财务风险特征方面,中国上市公司内部董事的行为更倾向于现代管家理论的解释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银行高级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是银行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框架。实行薪酬激励的主要目的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尽量的协调一致,以减少代理成本。以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主要结论是,目前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增加了银行的经营绩效。银行高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有重要的影响,CEO与董事长、董事分离程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高管得到的非正常薪酬越少。     

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基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以2013—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企业创新为中介变量,研究了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在任期、年龄和学历异质性三个维度上对企业创新均为正向影响;第二,任期、年龄和学历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均有正向影响;第三,企业创新在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更换企业创新、财务绩效指标和中介作用检测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重视维护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完善人才培养,建立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创新—财务绩效的有效转化机制,并结合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大企业创新投入,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使其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高管激励、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质量

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权力激励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高管权力激励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必须重视高管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确保独立董事各个职能的有效履行,利用好独立董事为企业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及长远发展。     

公司治理、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0年石化塑胶、采掘和造纸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结论显示,较好的财务绩效、国有产权企业、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则越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第一大股东持股越多、高管持股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会因为财务绩效的高低而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     

中国上市企业财务稳健性状态变迁及宏观经济效应

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破产距离的分布特征考察1996年1月-2020年9月沪深A股全部上市企业财务稳健性的波动特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财务稳健性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密切相关,并且在高、中、低稳健性状态之间呈周期性运动规律。虽然处于适度稳健性状态的概率最大,但从适度稳健性向高稳健性或低稳健性变迁的概率非常相近,需要高度注意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和违约风险。进一步地,通过中国上市企业财务稳健性的宏观经济效应脉冲模拟分析,发现其财务稳健性变动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影响存在轻微的非对称性特征,但状态依赖性极为明显,当前整体处于低稳健性状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提高企业财务稳健性、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应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企业改革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     

上市公司业绩波动与独立董事占比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措施,但独立董事占比是否越多越好,对此问题鲜有研究。利用2005—2013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业绩波动与独立董事占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业绩的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区分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后发现,上述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通过Z指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这说明,从控制企业风险的角度看,独立董事占比并非越多越好。     

技术非执行董事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检验

基于委托代理框架,已有研究聚焦于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而非执行董事往往由大股东推举委派,更加独立于管理层,董事的技术背景对研发活动也有积极影响。因此,基于2007-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可操控研发费用为研究视角,运用PSM方法考察技术非执行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技术非执行董事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进一步,相比于非国有背景,国有背景下技术非执行董事抑制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的效果更为明显;股权集中度较高时,技术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这为技术非执行董事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政府与企业在完善董事会制度、提高盈余质量等方面提供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