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

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运用于对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所形成的汉学人类学,既要面对典籍、制度和中国大历史,又须立足于"小地方"或者"社群"、"村落"的田野作业。汉学人类学一向把抽象的、整体的中国或者汉人社会当作一个"有历史"的"他者"来看待,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式,但如何更好地表述"多元"(地方、族群)与"一体"(国家、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国家和汉人"之外"的其他系统纳入其视野,以及如何把国家和汉人社会当作建构与表达的方式而非当作"既有"的田野背景,仍然是汉学人类学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闽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的田野研究显示出,在唐宋以后该"界域"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多层次的礼仪—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一整套"地方"象征的生成器和"包容/排斥"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区域体系的构造及其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学人类学若能以模式交错的角度在其中把握"流动的他者"的脉络和意义,必能重新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并可以在这样的"历史感"中探索建立某种中国式"礼仪社会理论"的可能性。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最终仍是植根于"海外"的汉学,其问题意识与学术理路,必须置身于各自所属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国文学研究必须建立自身完足的主体性,才能与"海外汉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北美汉学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

北美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文化批评理论视野以及"新历史主义"的话语倾向。受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影响的汉学研究不再强调从文本中获取什么经验、启示和教训,更不像传统的批评方法那样去发掘文本中存在的道德镜鉴、政治得失,而是突出显示来自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有意识地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以交融汇通。     

后现代差异理论:“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

“文化研究”继后现代主义之后于 2 0世纪晚期在理论界异军突起 ,它将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本文认为 ,后现代理论主要包括福柯的知识和权力理论、德勒兹等的欲望的微观政治学、德里达的语言学 (或称解构理论 )和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利奥塔的公正与差异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差异的理论。正是因为主张差异和多元、反对同一性所构成的权力话语 ,使得后现代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法宝。“文化研究”在将后现代理论作为理论基石的同时 ,又有所超越和建树 ,从而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文化多元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他者认同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正在以各种诡异的方式进行表达。文化多元性的所谓实存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主要立基于表述者的自我意识,而作为异文化的他者的在场则时常被忽略。因此,重新审视文化多元性的表述方式,增进"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在强调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正视"他者"的存在,是全球化背景下维系文化多元性存续所需要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全球文化经济理论”与世界文化经济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本文讨论阿普杜拉的全球文化经济中的差异与脱节的论点,即是从种族、媒体、科技、金融和政治思想这五个方面来了解全球文化传播中的问题。通过对这一理论精髓进行讨论和充分肯定全球文化经济理论,我们了解目前错综复杂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该理论定义上的模糊和逻辑关系的缺失。然而处于全球化漩涡中的中国社会又该如何从中得到借鉴?那就是,必须对世界文化经济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学者不仅应该加强对其他国家社会文化的研究,而且应该注重研究的实用性和研究的方法。     

日常生活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对之前卢卡奇的日常生活理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以大众文化批判为基础的审美救赎理论都有所超越,它走出了从哲学定位日常生活的框架,视日常生活为独立空间,建构出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理论。它批判了"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并寄望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革命。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     

"非地方化"亲密联结: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特征

作为一种新的扩张方式,文化全球化突破了领土的藩篱,呈现出一种"非地方化"的趋势.虽然这种"非领土扩张化"文化暗含着侵略性,但其客观上增加了全球交往的亲密感,培育了"杂交文化",并为"内省的世界主义"的扩展增添了较多的可能性.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文化"理论:一个拓展中的学术领域

历史学科是否适合用理论来进行研究?这是人文学科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之一。近期军事史和国家安全问题开始出现一种趋势,在战略文化的框架里进行验证研究。考察近十年来战略文化或近似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中国或中国以外的研究个案,有关"人类暴力"、"文化现实主义"、"组织文化"、"持续对立"以及"规范与认同"等观点,近些年来受到特别的关注。这项考察显示了学者如何走出"理性取向"的局限性而开展研究的新思路。     

文化全球化:一个需要探讨的命题

经济全球化已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大趋势 ,但是“文化全球化”这一命题却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宽泛的概念 ,而各民族的文化存在各自文化传统的差异性 ,因此我们不应轻易地认为经济全球化会马上带来一个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商品流通是互利的 ,文化交流也是互动的 ,文化接受是历史的选择和群体的实践。认为单一文化或“美国文化”将会主宰全球的看法并不正确 ,而事实上中国文化也在全球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女儿国”里的文化精神─—菲华女作家作品管窥

本文探索了菲华女作家作品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她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文化的自省精神；同时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他者”文化形象问题，认为这些形象是经过另一种文化的过滤和折光，同他们本民族所创造的同类形象有区别，这是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一种“对话”。对这些“他者”形象的关注和研究，既有助于认识自己，也有助于我们考察各国各种文学领域中的形象表现。     

对雅克·拉康“镜像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镜像问题是贯穿雅克·拉康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通过分析镜像理论的基本内涵,指出在镜像理论中实际折射出来的一系列相互扣联的问题,即自我、他者、自我的确证和他人的形式问题.正是这一系列问题与镜像理论多层次的结合,丰富和深化着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哲学,使之走向镜像与现实的交织.     

论卜松山的中国文化研究

汉学家卜松山致力于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和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文艺美学研究中"洞见"与"不见"并存;思想文化研究中显露出"学用一体"的倾向,暗含着强烈的对话情结.他的中国文化研究是"他者"视野下的文化研究,我们必须秉持辩证的态度而进行再接受.     

法国汉学家谢阁兰的“他者”理论

法国汉学家谢阁兰以"异域情调"、"非人"和"多异"来界定他者,以"反拓"、"异乡人"和"洞观"作为对待他者的态度,通过将他者置于"主体与客体"、"同一与差异"的关系框架之中,既将他者作为他者,亦将自我作为他者,筹划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谢阁兰视中国为涵盖了最丰富之"多样"和最新鲜之"差异"的他者,并将其"他者理论"与"中国题材"相结合,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幻象"。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基础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制定的国家层面的战略,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世界文化"思想、文化全球化理论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联系,能够深刻地理解"世界文化"思想的当代意蕴,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达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