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城镇物业管理发展瓶颈现象透析

物业服务管理公司作为与社区紧密联系的组织,在地域发展中呈现不同特点。本文运用半结构访谈方法,以帕森斯的社会进化论为理论视角,分析了北方城镇物业服务管理发展瓶颈形成的原因:一是物业服务管理公司内部组织分化不明晰;二是社区系统本身的发展与物管系统内部发展一致,出现偏差行为后,缺乏必要的社会控制;三是社区中价值主体多元化,而又缺乏有效整合。     

关于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机制，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促进和谐社区发展，这是我们急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问题．加怯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建立领导挂帅、职能处室分工负责的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为推进“三社联动...     

社区规划与服务

社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社区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社会工作中普遍适用。当前,社会学界在探讨我国社会协调发展,综合平衡的过程中,大家很关心如何发展社会服务事业的问题。把社会服务纳入社会协调发展、综合平衡的总体因素之中是对的,但真正搞好社会服务并非轻而易举,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加强社区规划与指导把发展社区服务纳入社区开发的规划之中。按系统沦的观点,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又叫母系统。社会内部町以分     

国外社区参与社会管理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发达国家,社区发展已经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社区参与社会管理是当前重要的社会管理策略.表现为:一部分社区发展已经法制化、制度化;自治的程度越来越高.服务的范围日益扩大;专业知识在社区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应该借鉴其经验,提高社区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重视社区能力建设不应只重视时社区提供物质资源,仅局限于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应重视对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使政府与社区志愿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一定的社区组织真正让居民参与到社区发展的管理中,真正实现社区自治.     

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

社会工作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导、高校主导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出现重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服务、轻社区文化与精神建设的现象。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工作没纳入救灾体系,缺乏制度性建设;社会工作社会认知度不高,缺乏合法性;社会工作服务无固定经费来源,缺乏保障性;社会工作服务基本靠外来援助,缺乏长期性;社会工作无统一服务标准,缺乏规范性;社会工作服务注重预防与恢复,缺乏发展性等。通过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已初步形成可以操作的一定模式,这一行之有效的模式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民办社工机构为服务主体、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上海市：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模式

背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要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市民政局着力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推进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创投）工作,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建设和谐社区为目标,引导扶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和民生服务,进一步提高社区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     

地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类型

从生成方式与受益范畴两个维度选择内生式与外生式、公益性与互益性两对社区社会组织属性，对其进行了中观维度的地方政府培育模式案例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模式包括枢纽赋能模式、自主引导模式、专业依赖模式、整体营造模式。不同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社区发展情境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政策，依托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互助组织、精英社工机构综合采取赋能、引导、依赖、营造等培育策略激发社区内生动力。要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及治理效能的发挥，应当重新梳理现有培育类型和培育方向，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上创新街道级购买规定，引导社区社会资本生成以巩固培育效能。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居委会作为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角色在客观上已经凌驾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之上。相应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长期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的路径依赖之下,主观上已经把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日常政务工作建构为社区内部事务。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是顺应不同性质组织功能的要求,构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会联合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组织）”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     

城市社区管理与自治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 ,中国城市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社区内除了居委会之外 ,出现了业主委员会和各种社区服务中心等自治性居民组织。这类组织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社会的面貌 ,对加速中国城市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将起到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 ,自治与管理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有机体 ,首先 ,目前的社区自治组织还没有达到可以脱离政府的支持而独立存在 ;其次 ,自治组织是为社区居民利益服务的机构 ,它离不开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缺乏群众基础的自治组织同样也无法生存 ;再次 ,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与其它类型的组织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要从居民利益出发 ,另一方面自治组织和非营利和非政府性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特点。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实践

2012年以来,荔湾区首先探索社区警务网格化服务管理,进而逐步在全区范围内推广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从现实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通过搭建信息沟通传播平台、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网格队伍、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等措施加以解决。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小产权房”问题及其背后土地制度问题的初步探索——基于社会演化的视角

"小产权房"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自发性经济行为,而政府介入清理和整治"小产权房"则反映了背后的深层利益矛盾或土地制度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从经济演化的视角分析了此问题,认为在尊重农民经济选择意愿尤其是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产权的前提下,依法承认并规范"小产权房"在一定领域内流动和交易,能够显著增加农村经济要素流动性并提高农民实际福利,而政府介入尤其是相关政策制定,需要采取谨慎和科学的方式,着力减少和解决这种交易行为带来的负面外部性,着力减少对自发性经济秩序的干预,这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形成良性制度结构的演进过程。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在财政部颁布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之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已经是各级政府和部门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管理现状不容乐观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了从管理体系建设入手,建立科学可行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模式。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实践与思考——两家典型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和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优势国有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企业经营理念,即企业战略规划思维。理念创新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灵魂。必须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文化创新和进行供应链管理、建立市场战略同盟、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等内外部途径的共同作用、有机配合及有效运用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法》修订与相关刑事立法的完善

公司制度实现了社会资本的集中,为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基础。然而,公司制度也为很多经济犯罪活动所利用。我国《刑法》规定了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一些规定与现实需要之间出现了背离。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缺陷缘于对公司制度的不成熟认识。随着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和公司法理念日趋成熟,立法机关对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修订已是势在必行。     

知识产权出资制度的改善及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意义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出资方式进行了重大修改：扩大了知识产权出资的范围、提高了知识产权资本在公司总资本中可以占据的比例。这一修订给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信任溃败与圈子解散:田园茶叶公司的集体离职事件研究

以田园茶叶公司为例,本文运用集因素论和互动论优势于一体的圈子理论分析集体离职事件。研究表明,在以领导为核心的圈子中的网络结构位置决定了员工的去留、职级,集体离职源于组织中圈子内信任关系的受损、溃败所导致的圈子解散和替换。本文提出了五个研究推论：第一,职务结构和圈子关系的重合或分离会影响离职;第二,领导的圈外人最可能离职;第三,与小领导不和的大领导班底不会离职且会晋升;第四,圈间“桥”缺失会导致集体离职;第五,组织变革中的“幸存者”是大领导班底或圈间“桥”。本文有三个研究贡献：为离职研究提供了圈子理论的分析视角,拓展了圈子理论的解释范围;圈间“桥”关系协调作用的研究发现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有助于辨析圈间“桥”和结构洞概念。     

略论中国社会保障产权意识的重要性

将产权方法应用于社会保障研究,是基于社会保障财产权利在社会保障经济关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本文试通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历程来阐述中国社会保障的产权意识的重要性。     

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的具体化——论特别财产限制的补偿

本来意义上的公共负担源于社会契约论,直至近现代为财产权利的社会责任理论所正当化。不过,提出财产权利社会责任理念的国家福利主义者并不反对对公共负担予以必要的限制与防范。对财产的特别限制必须予以补偿即是对上述限制与防范的制度体现;它和“公共需要”标准共同构成了对权力征收行为的限制。从而在财产权利的社会责任与财产的权利防御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展现了从古典形式主义法治向新立宪主义流变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