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高行健《野人》的生态批评

高行健的《野人》无论从创作动机、剧作主题还是舞台演剧来说,都堪称是一部经典的生态戏剧。《野人》通过对一个林区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失衡的灾难图景的呈现,表达了剧作家对人类蹂躏自然和破坏生态的强烈愤慨,写出了人对自然的愚昧认识,以及人对自身的戕害,也充满对人与自然和谐长存的美好理想。从生态批评视野重读《野人》,发掘其丰富的生态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警示意义。     

对高行健文学作品表达中的人称层次感悟

高行健文学作品表达在以人称代替人物,由“我”、“你”、“他”(她)的相互转换形成作品的层次,再进行互为隔断,编织成明暗两条线索,像麻绳一样跳跃着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灵魂的再现,为新时期“大散文”式的“美文”创作提供不可多得的经验。     

囊肿有时也会“沉默”癌变

囊肿,即囊性肿块,其内容物是液体且多数为良性。但也有一些囊肿“暗藏祸根”,需要注意。     

“以人为本”中“人”的内涵浅析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准确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真正内涵,这既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从“人的需要”看“以人为本”的落实与未来展望

“以人为本”立足于人的本性,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人的需要是它的立论之基。我们认为要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各类实践活动满足现实个人生存、发展的各项需要,这也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落实。并且,“以人为本”是对“需要异化”的扬弃,在它之中包含着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就社会理想而言,“以人为本”展望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就个人发展样态而言,“以人为本”展望的是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唐宋诗歌批评中的以“健”论诗

汉魏时期,原属哲学范畴的"健"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唐人标举刚健骨力的诗学思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劲健》和杜甫诗论是其中的代表。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也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也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还与唐宋文人学杜、尊杜意识的加强有关。     

“贵重的遗产”:《青年戏剧通讯》的文献价值

戏剧期刊属于抗战剧运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形成一大文化现象,应给予独立观照。但在历史进程中,一些刊物难免会遭受不同程度的遮蔽,影响其相关评述,中央青年剧社社刊《青年戏剧通讯》便是一例。官办属性使该刊在多方面享有资源优势,并占据重要地位。总体而言,《青年戏剧通讯》具有理论建设、剧社组织、戏剧文学等方面的文献价值。     

云冈石窟文化中“人的觉醒”的审美体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那些无用的谶纬宿命论和神学目的论受到摒弃,在这种背景下,人的觉醒成为一个新的理念。云冈石窟作为这个时期突出的艺术成就,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觉醒这个划时代的印迹。     

在戏剧冲突中塑造大写的人——《虎符》中如姬形象的人学思想蕴含

《虎符》是郭沫若以战国故事“窃符救赵”为题材创作的一出历史剧。战国时代是“一个悲剧时代”，也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如姬积极参予到魏王与信陵君的矛盾斗争中，以坚决反对黑暗统治者魏王和坚定支持主张正义者信陵君的行动，确立了自己的伟大人格，完成了一个大写的人的造型。     

能乐中的中国古代“傩”元素

傩戏和能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重要的戏剧形式。文章从两者的起源开始探究,剖析了日本能乐在角色、行当和表演形式等方面受到中国傩戏的影响。在本土审美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其成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产。     

从《论语》君子观谈“最美人物”的价值与常态化培育

《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     

明清戏曲批评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体现在戏曲批评中,它在明代始得到引入和阐说,曲论家们主要从戏剧语言运用、技巧表现等角度论及到"趣","趣"首次被标树为了戏曲审美的本质所在;延展到清代,"趣"在戏曲批评中运用更为广泛,曲趣论得到进一步拓展,曲论家们对"趣"作为戏曲审美的本质、曲趣的表现范围、生成、特征等进行了更为切中的探讨.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三代领导核心人民观的继承与创新

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点;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继承毛泽东的人民观,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提出"三个有利于"思想;江泽民在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高翥《清明日对酒》诗新解

从古今《千家诗》选本对南宋诗人高翥《清明日对酒》一诗的不同态度出发 ,重新诠释了该诗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结合宋代的社会实际状况 ,将诗人描绘的社会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也抉发了蕴藏在诗句中的诗人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理学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并对该诗的思想价值做了新的评价。     

文化霸权下的认同与错位——试论"皇民文学"表现形态之差异及本质蕴意

“皇民文学”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已成定论,但对“皇民文学”作品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学者,甚至出现美化“皇民文学”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皇民文学”的表现形态及具体作品,作出一番梳理。从文化阐释角度来看,“皇民文学”表现出了在异族文化侵略下的民族认同与错位,体现出一种反文化特质。     

"三为民"思想是党的宗旨的时代体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民”思想从权力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各个方面揭示了执政为谁的执政理念问题,重申和突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及其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实现了党的根本宗旨的抽象概念具体化、实在化、时代化。它从思想基础、实践过程、工作目标三个方面全面规范了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思想保证和根本途径。     

乡村治理中的“不得罪”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干群互动中普遍遵循＂不得罪＂逻辑。其产生的内在原因主要是乡村治权弱化和治责缺失。这种行事逻辑将改变基层治理中干群关系的实质,并预示着乡村治理的去规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