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权不断巩固与发展,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分封制也以与西周不同的形式长期延续存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形式,二者的长期争论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     

日本的道州制论及其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日本关于道州制的讨论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行政体制讨论过程,实现地方分权已成为当前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最近,从中央到都道府县,从政党到经济界、智库、学界等对实行道州制纷纷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制度设计方案.其中,相对较一致的观点是,废除现行的都道府县制,实行地方分权型道州制,建立广域自治体道州和基层自治体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制度.实行道州制,已成为日本日本实行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趋势.     

浅析印度地方分权运动的发展及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直是影响印度国家整合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质,地方政治成为推动中央地方关系良性互动的主导因素。印度地方分权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要求全面调整中央地方行政、经济和立法关系后,逐步走向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关系的些微变化均来自于政治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客观变化,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央地方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本文通过刺史品阶的变动、别驾的置废、地方增员与中央减员的矛盾三个视角考察了唐代州级官员品阶、职位、员额设置的变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这些变动因素的背后所体现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贞观年间提升中、下州刺史品阶的改革,是唐初中央调整与地方关系政策的一项,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别驾一职频繁的置废,表明了中央在对地方官职取舍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这种取舍性的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唐前期地方员额的增员与唐后期中央对地方员额的减员改革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历史发展与反思

对于郡县制度,自古以来的思想精英们就对其进行着或韪或否的争议.是之者占据着主流地位,称郡县制度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制度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否之者只居于末流,谓郡县制是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设需要的必然产物,虽然符合中国人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对我国历史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这种体制机制滋生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政治恶果,也是经2000多年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依旧站在官方传统史学家的立场无视郡县制度的种种弊端而继续为其高唱赞歌了,应从国家和民族健康发展的大局来重新认识郡县制及其附带而来的问题.     

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

汉唐时期的合浦是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贸易中心,当时发生在南方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合浦息息相关,同时合浦又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与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合浦作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近年来合浦汉墓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汉唐时期中国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同时,传播了中华文化,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既有历史的根据,也符合现实的需要。     

论清末的官制改革

清朝末期，官制弊患丛生。经过改革，新官制比以前合理和科学了一些，但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语言与文化融合的视角看英语课程设置的个性化

僵化而单一的高校英语课程设置罔顾外语教学的功能原则,人为地将语言技能与语言内涵割裂,直接窒息了语言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泯灭了学生个性发展的诉求,因而,根据语言技能 文化内涵 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和特色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不但紧迫而且完全可行。香港中文大学的英语课程设置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好范例。     

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汉唐长安城园林的绿化及其现代启示

根据文献资料,汉代和唐代长安园林的绿化在规模、管理维护方式上各有特点.当今西安园林及城市绿化可以从中受到许多启示.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秦及汉初政权对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及其意义

秦汉在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上,经历了不同的历程。秦延续传统一步到位实施郡县制,汉片面以秦亡为教训,历经数代三个阶段的艰苦探索,最终也确立了郡县制。两朝的历史及治国思想是形成两者不同的主要原因。秦汉确立的郡县制从根本上瓦解了我国早期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度,催生了官僚制度,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标志着自夏商周以来沿袭已久的职官制度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汉唐长安乐舞百戏演出场地的选择及其启示

汉代长安的乐舞百戏根据演出规模的大小一般选择在殿堂、庭院和广场进行。随着乐舞百戏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唐代出现了常设的比较固定的戏场,广场演出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汉唐长安广场演出的不断发展对今天西安市的人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隋唐财政制度之北周渊源略论

西魏北周的制度改革在隋唐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经过六官制度对官制重新整理,民部成为度支部的头司;左右民曹合一;颁禄工作由度支曹移到仓部;建立了司门监察制度。在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发展过程中,两套机构并存,造成财务行政机构重叠设置管理混乱,经过北周改革,形成对应关系,构架起三级财务行政系统。唐代预算制度也基本萌芽于这一时期。     

试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每个国家进行统治和管理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文章从我国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西方国家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必要的中央集权与适度的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     

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开放的时代,不仅政治上相对文明、民主,经济上也对外开放、交流,即便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深受儒家观念束缚的女性,无论她们出身如何、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都共同表现出了对人性的觉醒,对爱情、婚姻自由的渴望与追求,甚至对丈夫、对家庭、对国家也表现出了自觉的爱与责任。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