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的诗学辨体理论

明代前七子复古格调派的领袖李梦阳的诗学群体理论,建立在对“法”的本体性认定上,以辨明体制为核心,但专重格调、摒弃宋元,见格调而不见性情,是其根本缺陷。     

胡应麟诗史观之检讨

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出的诗学命题"格以代降",往往被研究者认为是文学退化论的观点。综观胡应麟的诗史观可以发现,"体以代变"才是其诗史观的核心,"格以代降"主要是就诗体规范而言,与"前规日远"相表里,他并非持文学创作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其强调祖述典型的复古倾向立足于指导创作,并不能掩盖其主新变的诗史观。因此,辨析"格以代降"这个诗学命题的内涵对我们反思与重估复古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很有必要。     

诗学典范的选择与宋调的发轫——论天圣至嘉祐的诗学沿革

北宋文人的诗学典范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不断的否定,诗学理念与审美追求也经历着不断的兼容、会通、修正、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天圣至嘉祐诗坛以韩愈和杜甫为诗学典范,又批判地继承了西昆体诗歌,吸取了其"尚学""尚雅"之诗学观以及一些诗歌特质,并用古体诗的"气格"及"以文为诗"的方式加以矫正。天圣至嘉祐诗坛对于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诗学沿革,与宋代诗学"尚意""尚健"诗学审美观的形成,与北宋诗歌题材、文体、艺术、语言的革新以及宋调的发轫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道家复归意识美学蕴涵的现代阐释

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复古意识极为浓烈,文艺上的退化史观极为盛行.在许多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看来,朴散、法立的文化历史是一部诗性精神日渐凋落、艺术灵性益发枯萎的历史.后世复古诗学所描述的晋、宋以来"真朴渐漓"、"淳朴愈散"这一诗歌淳朴浑融境界日渐散失的诗史现,就是老子"朴散则为器"的"历史哲学"在诗学中的移植.而严羽、七子派所崇尚的"气象混沌",亦更多的沿袭了道家浑一不分、混沌未凿的元古精神.老庄所称道的"朴"、"混芒"、"浑沌"、"大",就是其复古诗学所称"气象混沌"的文化原型.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温李新声"与新诗旧梦——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晚唐诗歌之关系

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歌独树一帜,被称为"温李新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群体用全新的审美视角与价值尺度,将"温李"一派精致绮丽的风格、朦胧迷离的意境、感伤缠绵的情调与西方的诗学理论相结合,开掘出新诗的艺术特质.可以说"温李新声"唤醒了新诗的旧梦,同时现代诗派也用现代的眼光照亮了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歌.     

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云间词派的复古主义词学理论

云间词派乃清初词学复苏之始,这一词派的词学理论主体便是复古主义,而最完整地建立了云间词派理论体系的则是陈子龙.事实上云间词学复古理论与诗文复古主旨一致,以树活色生香之南唐北宋词为正统,并有一套言情极致的古典审美标准和创作观.后期宋徵璧有所开拓,但此时云间主体门径渐窄,甚至独取五代,摒弃北宋,致使云间词派走向末路.     

优美地说出全新的诗意

中国当代诗坛焦虑和期望并存 ,从诗史角度客观地对这一现状进行辨析 ,提出诗歌振兴的思路是新世纪社会与时代的双重文化课题。第一 ,当代现实题材的开掘与主旋律崇高内涵的深化是构建诗歌新境界的本源和基础 ;第二 ,以语言构建的新姿态表述诗歌新境界能够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 ,也能够营造出优美的审美空间 ;第三 ,在汉语写作的前提下 ,必须对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积极审视与删汰 ,清除盲从与屈从意识。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论曹植的表

曹植诗文成就都很突出。在曹植诗歌形象中那些隐括着的思想感情 ,在他的“表”中则清楚地表达出来。读他的表文 ,他那当时的处境 ,他那些应对 ,他的识见 ,他一生的悲剧都会在眼前“逸”出来。刘勰说曹植“诗丽而表逸” ,用一个“逸”字来评价曹植的表 ,无论就其文思情感的飞涌充沛 ,还是就其语言修辞的舒卷自如 ,也都是恰切的     

明代台阁体诗派的消歇

台阁体的诗歌较其散文更为逊色,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台阁体走向没落,在台阁作家周叙那里已经初见端倪。随着茶陵派的兴起,台阁体诗派终于为主流诗坛所抛弃,这是由政治巨变引起的文体变迁。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互补--论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的理论启示

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探求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异质文化互补路径,成功地进行了诗学跨文化研究的尝试,剖析了不同文化中原创性诗学的异质成分。他在实践中对相对主义原则的运用,体现了"公正"、"慈爱"与"完整性"的原则。《比较诗学》为我国当前的比较诗学建设带来了有益的理论启示,引发了关于多元文化和"普适性"文学理论的思考。     

落人合谋的颠覆——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枕边书》

彼特·格林纳威的电影充满了先锋色彩,《枕边书》秉承了他的一贯作风,不仅在拍摄手法上表现出颠覆传统的意图,在主题上也流露出挑战主流电影的男权话语模式的意图。但格林纳威在对这一话语模式进行颠覆的同时,却无意中落入了与之合谋的陷阱。《枕边书》中母亲经验的缺乏、女性自我抵制的遗失、视觉上对身体进行暴力切割,使影片有与男权话语合谋的嫌疑。     

杨慎崇尚六朝的诗学取向的批评史意义

杨慎对六朝诗风的崇尚,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反拨,突出表现为对《选》诗的诗歌史地位的强调,对于探讨近体律诗的源头与辨析古近体诗差异,在明代诗学辨体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以词为诗而导致的“纤艳不逞”的诗风流弊。     

印度传统诗学民族话语初探

关注文学本体的审美精神、形而上追求的超越精神和语言中心意识,是印度传统诗学民族话语的基本特征。其审美精神中既有对外在的形体美的关注,也有对内在的诗的灵魂的探讨以及对关感即审美享受的重视;其超越精神主要表现为解脱和虔诚的终极性超越,也有非功利的超俗性和重意蕴的超象性追求;其语言中心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修辞学为核心的庄严论的发达,以及基于语言学的对诗的理解和认识。印度传统诗学中的审美精神与唯美主义、超越精神与神秘主义、语言中心意识与形式主义具有内在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界限。     

杜诗变体与词体内质——以《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三首为考察中心

杜甫与词体的关系素受冷落,然生当盛中唐时期的杜甫,正逢词体萌生、形成的关键时期,其诗歌中的新变因素不仅为新的诗歌风格开辟新途,而且为词体的内质奠定了重要基础。《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三首的柔弱的情感、纤小的意象和轻清的语言揭示了其诗中所蕴含的词体神理,将杜甫对于＂中唐＂诗风的导引和对词体的催生意义彰显出来,并大致勾勒出了杜甫在词史上留下的若干痕迹。追溯词体内质的渐进过程,需要重估杜甫的价值和意义。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