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 ——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

东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流行于其间百年诗坛的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之为“玄言诗”的诗歌。玄言诗的百年发展史可分为以郭璞、庾阐为代表的早期玄言诗，以孙绰、许询诸人为代表的中期玄言诗和以殷仲文、谢混为代表的晚期玄言诗。这3个阶段由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到大振玄风，再到山水新情，恰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论东晋玄言诗的类型与改造玄言诗的契机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有赠答式、咏季候式、直咏老庄式、观览景物式四类,这四类玄言诗在体悟玄理时都忽略诗中感性形象的具体性而注重其概括性。但诗人一旦把观览景物作为注重点的话,玄言的体悟便退居次要,改造玄言诗的契机出现了。     

东晋没有典型的玄言诗吗?——从《兰亭诗》看东晋玄言诗

出现于西晋末年、盛行于东晋一代的玄言诗,是一种什么样的诗,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南朝人为我们作了不少介绍:刘家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同一朝代的檀道鸾说:“郭璞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梁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仅说:“江东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能争雄。”同朝的钟嵘则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玄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几段话涉及玄言诗产生的社会背景、玄言诗盛行的年代和盛况、玄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还列举了东晋玄言诗代表作家的姓     

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

佛偈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而与佛理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经文体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它通过佛典的翻译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刺激本土诗歌演进发展的一种助力.本文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着眼,对佛偈的性质、起源与应用,梵偈与汉译偈颂体制形式特点的异同,以及这一外来诗体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东晋玄言诗风衰歇的文化考察--以谢混、殷仲文为中心

玄学清谈文化的盛行是东亚玄言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时至东晋末。由于门阀政治趋于衰落，造成士族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化。从而导致其文化崇尚的改变。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影响，致使“淡乎寡味”，“辞意夷泰”之玄言诗风呈现出衰歇之势，造就了谢混，殷仲文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     

玄言诗述论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发玄理为主旨的哲学诗,主要盛行于东晋时期。沈约说: 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 自建武(晋元帝年号,公元317年)暨于义熙(晋安帝年号,公元405—418年), 历载将百(《宋书·谢灵运传论》)除钟嵘的《诗品序》把玄言诗的主要流传期提前到西晋永嘉年间外,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大体上都认为玄言诗兴盛于     

接受视野中的郭璞与玄言诗

郭璞诗歌与玄言诗既相契合又相背离,在二者的关系上,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东晋士族以"玄"为审美标准,将郭璞视为玄言诗的早期代表,刘宋时期的檀道鸾作《续晋阳秋》时沿袭了这一观点;齐梁以降,钟嵘受新的审美思潮影响,并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在《诗品》中将郭璞诗风看作对玄言诗风的反拨。因此,要正确理解郭璞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不但应该结合郭璞诗歌的创作实际进行考查,同时也应将其置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下,历史地予以看待。     

论玄言诗与玄学的关系

论玄言诗与玄学的关系兰翠在我国诗歌史上，玄言诗一向是遭到人们警议的。刘说它“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钟嵘更批评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玄言诗的确理性有余而情致不足，但它却占居着近百年的晋代...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偈颂涵义考辨

偈颂隶属于九分教之一,是佛典的一种重要文体,在早期汉译佛典中始终高居第二位.通过梳理早期汉译佛典对九分教的记载及佛教早期论书对偈颂涵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偈颂的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笔者通过辨析祗夜与修多罗、记说,优陀那和法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偈颂的内涵及其内在的衍变.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

魏晋玄言诗的研究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玄言诗诞生期的时人评论,以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和文学批评为主要载体,影响了历代玄言诗评价的主要倾向。第二阶段自“五四”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魏晋玄言诗研究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以实事求是精神审视玄言诗的研究已初见端倪。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玄言诗的历史命运被重新“磨洗”,学界围绕着其价值、作家作品、义界、流变、产生原因、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魏晋玄言诗研究有着较为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以正确的方法进一步探索。     

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期的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形态,它以空前强盛的庄园经济为基础,与皇权政治相抗衡。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此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撰述。在东晋史学家、史学撰述与史学思想均受门阀政治演变影响的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

经历了唐诗数百年的繁荣，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已经定型，题材也几乎写尽，诗坛上到处都留下唐人的行迹，要完全做到“莫向如来行处行”谈何容易。倘若宋诗人如孟浩然那样“一味妙悟”，当然不会去管是否与“如来”撞车，但偏偏大多数宋诗人（尤以王、苏，黄、陈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