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三星堆青铜立人新考

本文试从原始宗教象征学的视角 ,考察三星堆青铜立人赤足、花冠、大耳三种现象所潜含的巫术语义与原始象征内涵 ,并且联系文化人类学同类事象的广阔背象取证分析 ,揭示古蜀先民原始宗教思维与其他民族的一致性与趋同性 ,以及这三种现象作为一种“微观文化单元”在原始宗教象征史上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研究,只能依赖《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少数汉代以后的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对早期蜀国历史的记载内容较为简略,对有些人和事语焉不详,甚至还带有若干神话传说色彩,因而后世研究者多对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所载非信史,只是历史传说。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以今成都城区为中心半径约30公里的范围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其中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等多个考古新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迷雾,使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重现于世,成都历史由传说变为传奇。成都系列考古新发现印证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所记载早蜀历史具有可信性。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

一、生活经验:直接与间接俞汝捷:偶尔翻阅６月４日的《文艺报》,发现一件趣事。第４版上有篇王彬彬的《“知青”的话语霸权》,认为无论是塑造“知青”形象、农民形象,还是再现两者之间的关系,“知青”笔下都只能完成一半的任务。另一半,也就是从农民角度看出的一切,只能由农民来完成。可惜农民没有话语能力,使得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只剩下一面之辞。而第２版上有篇冯敏的《关于“成长小说”》,偏偏提到你的中篇《大树还小》,认为尊作以一位农家子弟的身份回顾“知青”的成长,并对故地重游的他们予以道德评价,从而形成新的角度,成为与原先“知青…     

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窑藏

彭州是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鱼凫王田于前山,忽得仙道"的传说就位于这一区域。1959年和1980年,彭州濛阳镇竹瓦街分别出土过古蜀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地理位置距离三星堆遗址仅十公里,应当属于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政治、文化圈层的组成部分。这些窖藏青铜器所显示的最重要的历史信息,是继承延续了三星堆以来的古蜀十二桥文化,通过对中原殷周礼仪的模仿与整合,进一步改造原有礼制,并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礼仪文化。     

为台湾历史文化定位-读《台湾历史文化渊源》

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历史文化渊源》（约３４万字），是友人姚同发先生历经近四年辛勤耕耘的成果。在这部著作里，他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朴实生动的语言，从多学科视野、大文化格局，阐述了台湾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勾勒其来龙去脉，厘清了台湾历史与祖国大陆历史、台湾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源流关系，从而达到为台湾历史文化定位的目的。江泽民主席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中提出了中华文化“纽带”论，１９９８年在钱其琛副总理倡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在此背景下撰著的《台湾历史文化…     

“红学”新学派─—“解梦”派概论

《红楼解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红学”新学派──“解梦”派的诞生。它的基本理论是成：《红楼梦》如“风月宝鉴”那样有正反两面─—正面是以“假语村言”写成的小说，背面则隐写着一部真实的历史。为了能看到这部历史，创立了六大理论支柱：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规律的理论；关于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的理论；关于脂砚斋即曹雪芹和他妻子合用的批书笔名的理论；关于曹雪芹写作奇法、秘法的理论；关于《红楼梦》中存在雍正帝和曹雪芹两套纪年的理论；关于把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运用到《红楼梦》研究的理论，由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红学”理论体系。按照这种理论，不仅可以在脂批引导下看到《红楼梦》背后所隐写的被乾隆删削的真实历史，而且还可以解决一系列“红学”难题。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思想英才不可能主宰历史

思想英才不可能主宰历史常乐个人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这个老话题不断有人要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读书》上有两篇小文章就此话题“吵架”。田玉萍《也谈历史人物》一文引述并赞成钱行先生的意见。钱先生提出，历史人物的“价值和意义”，以文化传统的传递...     

海峡文化研究(笔谈)

我刊今年第四期发表了刘登翰先生《论海峡文化》一文,该文从历史文化学和现实层面对海峡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性质与意义,及其与闽台文化、闽南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既具体论述了“海峡文化”概念的历史基础,也指出了“海峡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实践性意涵,系统回答了近年关于海峡文化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不失为一篇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自高唐赋成后 楚天云雨尽堪疑——关于巫山神女文学现象的互文性探讨

“云雨”作为男女之事的隐喻,历来认为源于宋玉《高唐赋》,实则它有更为久远的文化渊源,是文化互参、文本互渗的历史产物;在《高唐赋》与诸多文本的空间交汇中,“云雨”逐渐演化为性文化符号而世代承传;在具体文本中“云雨”的本义与喻义则往往混淆不清,其指涉意义只能在互文性中予以厘定;在“楚天云雨”话语中,互文性营造了楚地独有的诗文化风情;历代诗人对《高唐赋》或认同、追随,或否定、批评,实际上都是与它的对话;而批评者则用“误读”的方式对它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不仅是社会文化变迁的话语诉求,也反映了后来诗人挑战前文本霸权的意图;《高唐赋》在互文性中显示了弥久不衰的生命力,验证了其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性。     

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1985年，在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中，文化艺术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第一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获得了“产业”的身份。但是，对“文化产业”研究却是从对“文化经济”的研究逐步过渡过来的。研究文化经济学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1985年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首先倡导的。1989年上海市政府组织了“上海文化经济与管理政策调研”活动，出版《文化经济与文化管理》（百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上海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调研活动。1991年国务院批转了《文化部关于文化事…     

文学本质:从本质论回到存在论的思考──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

杨春时先生的文章《文学本质新论》《学术月刊》１９９９年第四期），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冲突”，“文学反文化，超文化的性质”，容易引起误解。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文学本身只能在文化之中，文化的概念天然地囊括着文学，正如水果的概念天然地囊括着苹果一样，又何来其“反”、其“超”呢？当然，杨文的真意在于拈出“文学作为特殊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异质性”，“文学作为异质文化的反文化性和超文化性”。说得再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文学与文化观念、文化体系的冲突，以此来界定文学的本质。文化的定义仍是一个众说纷坛的题目，一般而言，文…     

析孔子儒家与人道主义的区别

由于孔子主张“爱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于是，学术界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爱人”，肯定尊重人的价值，因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孔子的人道主义与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这些观点抹杀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属性，混淆了孔子儒家关于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区别。“人道主义”一词从拉丁文humanist…     

澄清对马克思一个命题的误解──“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学术界对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论述存在一些误解，作者以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为依据，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及其适应范围，以及马克思对待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科学态度，从而澄清了学术界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上的误解。     

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再讨论——也谈夏商周断代问题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历来有二十余种说法。运用张 汝舟先生“取证于天(天象)，于地(出土文物)，于史(历史典籍)”的“三证合一”的方法， 对《尚书》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的考订，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应为公元前1106年。由此也可 建立起一个《夏商周年表》。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一：天府之国成都

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古蜀文明高度发展，逐步演进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高地，进一步通过西南夷地区（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向西开辟并发展了与缅甸、印度、中亚和西亚的交通线路和经济贸易关系，一直延伸到欧洲地中海地区，向南开辟并发展了与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路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并将古蜀文明传播到南中国海。这几条国际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欧亚，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是中国与西方交流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最早让西方了解中国，也最早让中国了解西方，丝绸、蜀布、邛竹杖等产品畅销海外，让中国享有“丝绸之国”的美誉。     

“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杞，在先秦史中是一个小国，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小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记述，列入《世家》之中。《史记·陈杞世家》有杞国国君的世系，对其事迹则认为：“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而根据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杞国历史文化并非“不足称述”。自清朝末期以来，在今山东新泰市境内出土一批有关杞国的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皆有“杞伯”之记载。于是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前辈学者虽然对其铭文作过一些考释，但未作过全面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杞国历史文化，同时也为了促进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