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审美自觉中的"崇高"之维--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中崇高范畴嬗演的考辨

从康德到黑格尔,"崇高"在美学乃至整个哲学沿革中的境遇牵系着人的境遇.无论是康德、席勒还是谢林,都是把"崇高"与"美"(优美)作为审美判断或美感直观的两个性态有别的维度提出的;黑格尔依然沿用了作为审美范畴的"崇高",但他只是把它置于"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唯一被认可的审美维度下,赋予它以阐释"艺术前的艺术"的使命.美学在康德、谢林、黑格尔那里都只是价值祈向隐然可辨的哲学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美"和"崇高"的价值在怎样的分际上被确认取决于不同哲学体系的价值重心.一如悲剧的衰微,"崇高"违别我们已经够久了."美"正渐次沦落为当年叔本华所鄙弃的那种"媚美",与"告别崇高"的轻佻呼叫相唱和的是熹音湛湎中的人们的泛艺术嬉戏.然而,文化危机的消息毕竟早就报告着某种可能的运会,它在警示人们作必要的人文自审时也提撕人的审美心灵再度唤起那富于悲情的"崇高"的一维.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美善相乐”与“声无哀乐”——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四题

中国先秦时代,人们通过对"声"、"音"、"乐"意义辨析而形成流传至今的"音乐"观念,"以声变成音,音和乃成乐","和"是音乐美学之核心观念.一为人间社会"政通人和",一为超越政教功利顺应自然的"天人之和".古代音乐家有两种审美取向:一是由"乐以安德"而至"美善相乐"实现教化目的;一是以"无言而心悦"而强调"声无哀乐",维护音乐创作与接受独立的审美品位.     

儒家乐教观念的审美精神

从古至今,儒家乐教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道德、艺术、人生及其审美观念产生着深远影响,这成为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组成部分.儒家乐教从不把音乐视为纯粹满足口腹耳目等感官欲望的手段,而视为实现政治安定平和、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及审美人格的重要途径.     

破坏与反拨:以“崇高”范畴为理论对象

"崇高"是美学史上较"优美"而言出现较为晚近的一个文艺范畴。它在中西方思想史上的演变和发展分别表现为对古典和谐美的破坏和对宁静典雅审美理想的反拨。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崇高范畴彰显出审美关系上的对立冲突的美学本质,从而确立了鲜明的近代属性。     

“可爱”:一种新的审美时尚

"可爱"作为一种新的审美范畴,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范畴.悲剧、喜剧以及优美和崇高,这是属于"大美学",而"可爱"则是属于"小美学".如果说传统的美学追求的是"宏大叙事",那么"可爱"追求的则是"小叙事",追求轻松的愉悦、无关痛痒的快乐、消磨时间的闲适和放松."可爱"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标准,它已经成为评价人物和品评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代生活和艺术中的很多"流行"都与"可爱"有关.但对于"可爱",我们却缺乏起码的美学敏感,缺乏基本的发现和关注.     

儒家美学的基本原理

儒家典籍(特别是古典的儒家典籍)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关于艺术的思想,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主要是绘画、文学和戏剧)的内容.广泛地说,儒家的艺术观,就是一种艺术的道德论;它的重点,并不在于描述和说明,而在于规范.如果有一套儒家的美学,它大体上亦会是一种规范性的美学.它是要求艺术与道德的结合.艺术的道德功能乃是儒家艺术观点所强调的一重点,而成为一传统.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孟子说:"与民同乐."荀子说:"乐者,圣人之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俗易,故先王导之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当代政治美学研究综述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这是美学生活化和政治艺术化的双重努力。当代文学文本的政治美学研究并未做出切实的回应,原因之一在于以文本美学或先验美学取代政治现实的思考。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自由主义的"程序宪政学",其局限或称其限度之外的场域可望通过"审美共通感"的探讨来达致审美共同体的构想。故而,文艺政治美学的想象不能成为美政现实的替代。     

日本和歌悲情之美的美学本质

悲情之美无疑是日本和歌美学的最高审美范畴,而和歌之芙的独特性也正体现于此.问题是,缘何日本歌人独独要千百次地来冲撞这样一个生命的痛点一以"悲"为审美的最高信仰?这是一个关乎美学本质的难题.而其独特审美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这宇宙真相认知中发现的善,并由此来凝固出生命短存的崇高,以实现"以悲为美"的精神超越.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这是美学生活化和政治艺术化的双重努力.当代文学文本的政治美学研究并未做出切实的回应,原因之一在于以文本美学或先验美学取代政治现实的思考.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自由主义的“程序宪政学”,其局限或称其限度之外的场域可望通过“审美共通感”的探讨来达致审美共同体的构想.故而,文艺政治美学的想象不能成为美政现实的替代.这是现代性反思的题旨所在.     

论马尔库塞的艺术政治观

艺术与政治、审美与革命在马尔库塞这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重视审美与政治的内在统一,构成了他整个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但马尔库塞对于政治与审美的研究并没有落入庸俗艺术政治学的窠臼之中,他认为,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艺术形式",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革命的内容在艺术中并不是不可以表现,只是它必须要受到审美形式、艺术自律的制约.如果使艺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实践,那就只能是对艺术的滥用.他反对艺术家走上街头,他认为,艺术家的政治"介入"只能是一个艺术"技巧"的问题.马尔库塞这种独特的艺术政治观可以使他更好地表达对于既有社会的批判.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论归纳为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种立场,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是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联系与区别;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或"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探讨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生存和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亦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美学中的不满》导论

在布迪厄对康德美学进行猛烈批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美学"这一术语的合法性:巴迪欧提出"反美学",舍费尔采用分析美学,利奥塔重谈崇高,他们都对"美学"这一陈旧的名号展开攻击,因为美学话语似乎要取代艺术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对"美学"的不满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然出现。美学也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要对艺术品取而代之,相反,正是因为美学的存在,艺术方能被识别。历史上识别艺术的体制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影像的伦理体制,第二种是艺术的再现体制,第三种是艺术的审美体制。美学的出现正是一种新的艺术识别体制的诞生,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再现体制的艺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依赖,从而为更为平等的艺术形式铺平道路。     

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境创设的路径研究

创设审美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取得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效果的绝佳渠道.对"情境"的内涵解析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境"概念的逻辑起点.诗性艺术语言情境、红歌音乐艺术情境、戏剧艺术舞台情境和红色影视审美情境是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境的主要形式,引入优美的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境氛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审美意识与趣味;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和谐互动发展;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境资源的有机整合与运用.     

“时空”维度的艺术界定与元艺术

艺术真正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继鲍姆嘉通把审美引入哲学以后,康德对审美和目的论的考察开创了近现代美学的先河,黑格尔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一致性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基本目标的观点,标志着现代主义学派的成熟。后现代主义学派与当代艺术的出现对传统艺术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带有浓厚商业化色彩的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不同仅在于"时空"的不一样,对现实的批判仍是两者的共性。很显然,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承认艺术自身的独特地位。《乐记》却用一种新的眼光重估礼乐的价值,对作为中国元艺术的"乐"进行了详尽地剖析,充实了世界艺术理论成果。     

《诗经》与先秦诗学的政教色彩

先秦诗学的总体特征是以政治功用的眼光与标准来评价作品,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诗经》,其具有的特殊性无疑与这一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表现的内容也大多围绕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儒家士人更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对《诗经》进行阐述。而《诗经》的"言志"功能则进一步表明:在先秦,诗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教需求或理想。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从悲剧和喜剧构成范畴看美学在中国的变异

美学在多国传播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变异问题,其中审美文学化是一个显著现象。从哲学上看,范畴包含属相和种相。美是属相,其中作为种相的崇高和优美构成美的一组范畴,而悲剧、喜剧和美不存在种属关系。美学上的崇高和优美是作用于人类视觉的图像对象,而悲剧和喜剧与视觉无关。在从古希腊到18世纪中叶美学学科建立之初,其间悲剧和喜剧并非美学或审美范畴,此后经由德国和苏联学者将崇高和优美延伸到文学领域讨论,悲剧和喜剧作为崇高和优美在文学中的对应概念才被确立为美学范畴。在此过程中,不仅崇高和优美发生变异,不固定在视觉领域内被讨论,悲剧和喜剧也发生变异,成为一组构成美范畴的种相。这种在欧洲变异了的美学接纳了较多非视觉对象或要素,使美感和视听两种感觉有关的基本点被动摇,产生许多相互缠绕、复杂难解的问题。美学进入中国后,将悲剧和喜剧不加质疑地认为是一对美学或审美范畴。如画作为一个自然审美概念,研讨范围局限在英格兰有关湖区和苏格兰山地的旅行写作内,因其具有明确的所指对象和形式特征,故很难变异。由于没有对应的戏剧体裁,如画几乎被中国学界遗忘。美学在中国变异为一门与文学理论接近的学科,与哲学、自然审美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