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票号的习惯法体系

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山西票号习惯法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有利于山西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晋商习惯的基础上,山西票号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票号的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但是,这一体系是不完整的。票号习惯法体系的不完整性阻碍了票号更大规模的联合——组建银行。而票号未能组建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

《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刊载了刘建生教授的《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文章是该项研究的续篇,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论述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问题时,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所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大约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约经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西欧中世纪后期,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形成和封建主义解体的时期。在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时候,虽然封建的生产方式仍旧占着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兴起,商品生产发达,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在过去几百年所发生的缓慢变化此发生了激烈的变革,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更加贫困破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地发展。一个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血和火的暴力中诞生出来。这里从认识作理解的角度谈谈中世纪末期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致情况。     

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主要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因此也称山西票号。近十余年来,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现有成果主要局限于微观、个案层面,对于整个票号业的经营业务量、资本与利润总量、总资力,以及票号在当时金融业中的地位与影响等宏观问题则较少涉及。该文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     

主体社会主义与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主体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演进形式,而主体社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即人类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外,还可以选择主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中国农产商品化的特点

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已经有着缓慢的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特点,带给中国农民什么后果以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是当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商事立法看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

山西票号的衰亡有着各种历史原因,而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票号的发展,成为山西票号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在分析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与山西票号衰亡之间的关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对山西票号及其近代化转型进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