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回归君主立宪

梁启超在清末中国宪政道路的探索上历经艰辛,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以及开明专制又回归到君主立宪.此间,他又对君主立宪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的一些具体、独到的主张和见解.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美国］沙培德一导言关于梁启超的共和思想，笔者所关注的问题是，这位著名人物对于共和革命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他对当时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的适宜性所抱的深刻怀疑。不过，对此问题须加两点说明：其一，梁启超一直希望...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儒家仁政思想

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梁启超,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又对它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关于儒家仁政思想的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梁启超分别从仁政与权力、仁政与民这两种关系阐述儒家仁政非宪政的思想,开启了从仁政走向宪政的探索。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指明,在这一道路上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还是反之,因而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存在矛盾之处。     

流亡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十分深远的人物,这样说并不是由于他取得了多少改变历史的事功,而是由于他那独具特色的宪政思想.诚然,如同其整个政治思想一样,梁的宪政思想也具有"善变"的特点,但他的善变与其说是出于"太无成见"的思想性格,不如说是根据其日益更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所进行的自我调适和择善而从.他的调适始终围绕着一个既定的中国目标,那就是:易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变传统封建帝国为近代宪政国家.鉴于梁的宪政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虽已受到一定的重视但研究尚嫌不够,同时鉴于梁氏亡日期间特别是自离开祖国至1907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梁氏就宪政问题进行集中思考和理论阐发的时期,本文以为有必要对上述时期梁氏宪政思想作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张君劢宪政思想平议

张君劢是近代中国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并且身体力行，致力于宪政的实施。他以自己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给历史贡献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任由后人研究和评判。一、终其一生的宪政追求宪政在中国是舶来品。１９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将学习西方的重点由其器物文明转向其制度文明。他们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及其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颇大的立宪思潮。这一思潮从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几乎笼罩了整个…     

“共和国尚德”——20世纪初梁启超的积极共和观念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重心在于国民德性要素的积极伸张,而不在于君主要素的去除。这种积极共和观念与西方的共和传统有渊源,但主要是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     

基于预期理论的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研究

总体上看,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难尽人意。其原因错综复杂,但房地产市场主体的预期行为的负面影响也是致因之一。市场主体的预期是一把双刃剑,科学合理的预期有助于宏观政策效果的发挥;反之,不合理、不稳定的预期将在一定程度上冲抵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同时,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政府本身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又将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行为。因此,要想有效调控我国的房地产业、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务必要对房地产市场主体预期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引导和管理,以稳定市场预期,并提高调控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法分析

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我国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侵权行为。相形之下,现行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在打击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实践中渐显滞后。综观我国侵犯著作权立法的历史沿革和现行刑法中有关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构成,结合司法实践,要从扩展刑法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取消犯罪主观案件中的非法营利目的,侧重于对被害人的实质补偿,修改罚金刑、增强其可操作性,确立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模式和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罪的相关规定。     

《汉字学论稿》述评

本文从汉字字体演变的四个阶段说、假借的转声托事与转注、汉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说、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说四个方面评述肖甫春的《汉字学论稿》,认为该书以转声托事为津粱,成功地解决了转注问题,把造字法与汉字历史发展统一在一起,得出对汉字性质新的认识,这是一种汉字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关于"权力观"的思考

本文从“权力观”历史概念的提出、历史背景讨论到现代领导人的“权力观” ,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农村价值观思考

循环经济在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进程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更是树立健康科学的农村价值观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需要转变观念,坚持以人为本,重塑农村价值观,走科学发展道路。     

十余年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近十余年来,大陆学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与外延、历史与现状、背景与方向、阻力与动力、突破与路径、共性与个性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归纳和评价。     

基于电子政务的政府再造研究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被称为“政府再造运动”的公共管理革命。政务流程再造是电子政务深入开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政府的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改造,对政府机构进行兼并重组,创建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从而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提高办事效率。     

霍布斯刑法思想评介

霍布斯是资产阶级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刑法思想十分丰富。他认为,犯罪的概念为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为法律之命令;一切犯罪源于无知、谬误和激情;罪与非罪应以法律为依据;刑罚可分为人罚和神罚,人罚包括体刑、财产刑、名誉刑、监禁、放逐等;刑罚权的依据在于人民的放弃而非授予。     

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反思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发展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是唯物辩证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事物普遍联系、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依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领会其内涵和实质。     

论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在对人才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对人才质量标准、选拔使用、培养提高等方面形成一套科学的用人机制,从而在全党确立了正确的人才观。邓小平人才思想是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对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