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女性悲歌

小说《白鹿原》堪称民族史诗,它描述了清朝末年至建国初期渭河平原五十多年的变迁历史,同时也描述了生活在男性世界中的众多女性,她们和其中的男性一起构建了＂白鹿原＂世界。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生活其中的女性人物,分析其悲剧人物生成的内在原因。     

《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妇女群像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肖洛霍夫(1905—1984)以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为中心的“顿河史诗”荣获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是一位塑造典型的艺术大师,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多是顿河哥萨克农民,也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和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还有各种类型的敌人。他们当中,有的已进入世界文学典型形象的艺术画廊。如《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     

《静静的顿河》与《战争与和平》之比较

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经过七年的紧张劳动,完成了洋洋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这部被高尔基誉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一出版,就震动了俄罗斯文坛。一八七九年,法译本《战争与和平》问世后,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莫泊桑相继撰文,高度评价《战争与和平》及其作者,托尔斯泰因此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并跻身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巴尔扎克的行列。一九三九年,肖洛霍夫耗费了大约八年的心血,完成了另一部巨著《静静的顿问》。这部小说在苏联国内外所引起的轰动,与当年《战争与和平》所引起的轰动颇为相似。一九二八年,《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刚一发表,就博得了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等人的交口赞誉。接着,《静静的顿河》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出版,一股“肖洛霍夫热”风靡了整个世界。     

旧传统维护者的悲歌——葛利高里与白嘉轩的比较

肖洛霍夫的获奖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陈忠实的获奖小说《白鹿原》,都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国家意识以及宗教传统的巨大差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性格、爱好、追求、命运等方面反差极大,但由于二人都是旧传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维护者,他们的命运仍然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可比性.     

历史的迷误与津渡──黑娃与葛利高里形象的比较

陈忠实似乎正忍受着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①，他极力地想摆脱这种焦虑，做一个“强者诗人”②。为此，他说：“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荫影……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③那么，给陈忠实投下巨大阴影的被崇拜者是谁呢？应该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陈忠实曾自述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读了《静静的顿河》④。当他写出了《白鹿原》，在举例说明“民族间的最广泛也是最深刻的交流的最好手…     

谈《顿河故事》的创作特色

肖洛霍夫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以反映苏联顿河地区哥萨克的生活著称。其中被誉为顿河史诗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先后获得斯大林奖金(1941)和列宁奖金(1960)。 1965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奖金,“借以赞赏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肖洛霍夫整个创作的艺术风格和个性,其内涵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本文仅就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来谈谈他早期创作的若干特色。     

谈《静静的顿河》女性人物塑造上的局限

男权中心主义是《静静的顿河》在女性人物塑造上的局限所在。它使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虽然很多,并且也十分感人,但却都缺乏性格的完整性、独立性、丰富性,远不及小说塑造的男主人公形象那样鲜明、复杂、多面。     

《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

《白鹿原》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史诗。《白鹿原》中的中国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托尔斯泰史诗小说中的１８１２年战争、１８６１年改革一样，其本身就是小说所探索的主题。《白鹿原》和托尔斯泰的史诗小说一样具有一种有别于封闭性结构的开放性结构。封闭性结构往往使作品由生命运动状态转入静止、窒息甚或死亡状态；开放性结构则使作品始终保持生命的运动、变化、发展状态，这是人生、事物的本来状态。以开放性结构，表现民族生命的运动，是《白鹿原》史诗品格的体现     

《静静的顿河》景物描写的多重功能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不仅揭示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命运,还通过大量的景物描写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在小说中发挥着多重功能:在结构上作为开篇,具有提供活动背景、暗示故事发展方向的功能;在结尾处能与叙述相结合,传达出深刻的象征意味;过渡性的景物描写则具有转换生活场景和叙述焦点的功能。在人物塑造上,自然景物所承载的艺术语境以人物为核心,通过以景释情、触景生情、以景衬情等方式强化人物情感和心理。在作者态度上,对顿河土地的热爱和哥萨克命运的反思凸显了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静静的顿河》脱离了苏联时代的历史语境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男权文化与女性形象——从《白鹿原》与《废都》中的女性形象说起

陈忠实和贾平凹在《白鹿原》和《废都》中都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并试图通过这些形象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强大的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他们往往很难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作品创作中下意识地遵循着男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不自觉地流露出压抑女性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错位判断。     

生命意义的追寻——葛利高里悲剧探析

《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世界文学中颇令人争议的人物形象之一.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来看,葛利高里这一形象体现了肖洛霍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追问,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探索.葛利高里始终处于生命、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决定了他所具有的悲剧美学特征.     

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

《白鹿原》被誉为“当代史诗性”的作品 ,然而文本中习焉不察的男权意识却得到肆意的流露 ,从性别角度来考察《白鹿原》 ,以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性爱描写为切入点 ,可以揭示作品为女性所设定的屈从角色 ,从而为女性重新命名和定义 ,并建构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     

顿河草原的鲜花——评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

米·亚·肖洛霍夫(1905—1984)是继高尔基之后苏联最有声望的艺术大师,在世界文坛上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当代苏联文学巨匠。一提到肖洛霍夫,人们就会联想到他的宏篇巨著《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短篇名作《一个人的遭遇》等,而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却鲜为人知。虽说《顿河故事》(1923—1926)是作家创作初期的试笔之作,然而,这些短篇小说使作家在文学生涯的起步中初露才华,并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5年,肖洛霍夫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证书上写着:“借以赞赏他在描写俄国人民各     

哥萨克的诗篇 革命的赞歌——从《静静的顿河》新旧版本的对比看其主要思想倾向

在俄苏文学中,有两部小说堪在构思的深邃,画面的宏阔,形象的意蕴,语言的丰采和心灵运动奥秘的揭示上相媲美,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它们都写理想,即用现实的生活画卷,传达出历史行程的脚步声,寄托人民革故鼎新的意愿,以追求人类进步的精神去显示“应当存在的事物”。《静静的顿河》自一九四○年全书出齐后,每逢重版,多有修改,其中修改较大的就有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和一九五七年同是这家出版社出的苏联长     

《封神演义》与《荷马史诗》中的女性群像

《封神演义》与《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风格迥异的作品,然而它们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作品中对女性都有不同侧面的描写,体现的都是女性在人类社会早期男性话语架构下的地位,即: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既由于原始的性别魅力为男性所敬畏;同时又由于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附属性和奴性。事实上,通过三部作品中对女性群像描写的分析比较,揭示出的是东西方早期社会对女性的相似的价值观和民族审美意识。     

试论《静静的顿河》主人公的悲剧性

《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的悲剧蕴含了西方悲剧的三个历程，即命运悲剧、个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社会悲剧是葛利高里悲剧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根本的。     

论《白鹿原》的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

本文认为，从文化的角度，通过家族史的变迁，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百年历史，反思中华文化，思考民族命运，即再启蒙，是《白鹿原》立意之本；而写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写出了礼教吃人、政体腐败、民众不民的悲剧境遇，再举反封建的大旗，进而透示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征程漫漫，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撼人心魂之所在。     

《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里与肖洛霍夫性格解析

在《静静的顿河》中，主人公格里高里在抗争、呼喊、悲愤中完成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格里高里的性格悲剧导致了他_生的坎坷与无奈，在痛苦煎熬中生活，在矛盾中不断挣扎。对格里高里悲剧性格的着重描写也是作家本人性格双重性的折射。     

谈《静静的顿河》中的歌谣及审美

本文通过对《静静的顿河》中五段哥萨克歌谣的具体分析,说明这些歌谣构成了整部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一步研究它们对于我们重新解读这部史诗巨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重新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小说在开头部分不断地向上追溯,为中国历史社会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画卷。这是儒学治下的“农耕文明”。它以伦理为表位。阶级本位文化涌入白鹿原,与固有的伦理本位文化形成剧烈的冲突。这种中、西文化冲突是《白鹿原》的根本冲突。小说表现了个人在这巨大冲突中的无条处境,个体选择经常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所驱动,集团斗争必然陷于兄弟相煎,从而审视了中国从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的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