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换:现状与前瞻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分别形成了以意识形态资源为主导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新时期,受制于经济不增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面临着困局。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转向构建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公共管理合法性问题研究

合法性是公共管理的根本前提和本质内涵,但公共管理实践却常常偏离甚至违背合法性要求,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是相背离的。因此,有必要在明确其内涵的前提下,全面、深刻地剖析并重塑公共管理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道德合法性,德必称其位,具有最大权力的人一定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反之,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也应该具有最大的权力,政权的合法性由此确定.这一思想由先秦儒学肇其端,而由董仲舒系统完善之.由于儒学理想中的圣人道德人格事实上不可能,此种合法性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的紧张和逻辑困境,于是政权的维护就不得不依靠谎言和暴力来进行.     

试论合法性战争与中国崛起

中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共参与了7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边境战争、中日之间的不宣之战(1931至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至1945年)、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中越战争。中国的百年崛起得益于中国人民的正义革命与合法性战争。反思中国政府在庚子事变中的战争决策失误,体现了晚清政府对外战略的落后,也是促使其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重新崛起的成就,部分来源于中国战争的合法性。但“9?11事件”前后,中国在参与重大合法性战争方面有得有失。中国进一步的崛起需要加强对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的重视。     

关于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与"中国哲学"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同样,在日本学术界,关于"日本哲学"是否成立早已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而被提出并且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日本哲学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不再纠结于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标准"日本哲学"能否成立等类似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追索哲学在古希腊的本来定义等行为,将哲学视为人类探究普遍真理的创造性过程,从而提出了日本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主动参与新世纪世界哲学建设的强烈意愿。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身份焦虑: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突破

社会工作机构"身份的焦虑"并非仅仅是机构自身的焦虑,其折射了社会组织的集体焦虑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制转型的焦虑,是理解经济社会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切入口.从系统理论来看,社会工作机机构的合法性困境是合法性系统的"同一性"困境,既有内在同一性困境,也有外在同一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认同隔阂、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整合失调以及专业合法性与职业合法性的衔接脱节;其成因既有宏观生态环境的冲击,也有在地化情境的消解,还有自身权威建构过程的束缚.因此,重构机构合法性,应以重塑机构合法性的专业内核为基础,再造其"多元交代"的责信格局,并整合其生态结构,多主体协同为其健康成长营造绿色生态环境.     

论政治和谐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项简单的时代性任务,而是一项巩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社会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升到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威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模式出现了偏差。从解释性合法性、绩效性合法性向和谐性合法性转变是后发型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论冯舒、冯班对李商隐诗歌艺术的继承

冯舒、冯班以李商隐、温庭筠为宗,上导魏晋六朝,下及宋代西昆。二冯不仅以文本批评推广晚唐诗歌理论,且诗歌创作中重视用典、追求比兴、文字华美等特点均与李商隐、西昆派一脉相承。二冯诗歌中既有对字词的锤炼、声律的修整、典故的繁用、结构的巧妙布置,又有很深沉的人生感慨,并能将这种人生感慨和诗歌技巧巧妙融合。虽然表达的是敏感的政治美刺主题,却能写得蕴藉含蓄、绮艳瑰丽,充分体现了温、李范式和绮艳风采。     

自由与法制——兼评“法制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文章围绕消极自由概念,厘清了相对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相对于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自由以及道义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尼格.西蒙自由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他关于法律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自然法主张的缺陷。     

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

新文化史学是最近30年西方史学领域里引人注目的新探索。赞赏者认为它是继传统史学、新史学之后历史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甚至认为这种新探索和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其他的新变化一道预示着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反对者则认为它是“凝视肚脐的思想游戏”,使史学变得虚无不定。本文基于对新文化史学作品的分析,认为其中呈现的独特历史形象,不止是某几个学者的个人兴趣,而是针对史学内部的问题和外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而进行的创新。其实践体现了开放的学术精神和综合地再现历史的研究取向。因此,虽然断言新文化史学开拓了新的史学范型似乎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现代历史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方向。     

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论日本肉食禁止和开禁的思想因素

自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日本之所以出现了长达千余年的肉食禁止时代,除了统治者的竭力倡导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佛教的戒律和民族意识中的"秽"的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因素,事实上最高统治者的主张和规戒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资源.而近代以后肉食的开禁,佛教权威的陨落、佛教戒律的废弛和新兴现实主义思想的崛起,是两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它为肉食开禁的实现提供了思想意识上的可能.     

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及其艺术史溯源

在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图像学与艺术史研究以及"文化研究"三种理论语境共同影响之下,视觉文化中诸多概念界定模糊。就视觉性这一核心概念而言,它同时具有"象征价值"和"形式价值",并具有"世界图画"的文化表征功能,它发端于艺术史上视觉理论的开创时期,经过艺术史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以及形式研究与图像研究的方法论转换,并在批评理论作为阐释工具的介入之下,逐渐融入文化研究潮流,成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范畴。视觉文化研究中视觉性概念被实体化,其"形式价值"以及方法论功能被忽视,导致关于视觉性概念的某些偏颇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