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续书

续书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多有续书，形成同一题材故事多种敷演生发的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明代中叶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问世，流传很广，影响甚大，于是，在明末清初，改编、仿作、续书送出，一时蔚为大观，形成独具特色的"西游"文化系列。这些续书流传至今的有《续西游记》、《后西游记》和《西游补》。《续西游记》一百回，明无名氏撰。此书流传甚少，一向为学界罕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又有《续西游记》，未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师国小说史胁仅提到"出现了《续西游记》"而未作介绍…     

“混沌乾坤”是如何造成的?——《水浒传》气候、地理描写错误问题新探

《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有一定关系。受口头文学叙事惯例的影响,说《水浒传》的艺人习惯于采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来描写气候风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则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的集撰者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选择了以山东梁山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吸聚其他地区流行的好汉故事的做法,这样就难免要做一些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基于口头传统、累积聚合而成的英雄传奇,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审视其气候与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其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地理状况的南方人。     

“直言”与“关心自己”——福柯的古代哲学研究

福柯对古代哲学的研究首先是着眼于古代对性快感的道德质疑及其与基督教伦理实践之间的差异,此主题是1984年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第三卷《自我的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法兰西学院1982—1984年的课程讲座《对自我与他人的治理》和《真理的勇气》中,福柯脱离了这一主题,将理论触角延伸至对整个古代哲学的挖掘深耕。以"关心自己"和"直言"为主线,这两次课程讲座从另一个侧面对西方思想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其探讨的内容涉及西方思想史的各个关键节点。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中国“杜子春故事”对朝鲜《南宫先生传》的影响

比较文学领域的类型学研究,既适用于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也适用于有所接触的文学现象,只要文学现象存在共通点与契合点,便可能蕴含深层次的文化动因。朝鲜许筠所著的汉文小说《南宫先生传》与中国唐传奇《杜子春》及"杜子春故事"系列小说在题材、故事模式、叙事特征上均呈现类同化特征。《南宫先生传》与"杜子春故事"同为历史修炼题材,讲凡人离奇遇仙修炼。中国和朝鲜的修炼小说情节呈现出类似的三大步骤,小说中修炼人形象实为"仙才之难得"等仙道观念的承载者,中朝修炼小说均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两国作者极力运用想象、虚构和夸张,创造出神奇怪谲的道教世界。《南宫先生传》受到以《杜子春》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小说的影响,同时又濡染朝鲜民族的文学特色与许筠个人的宗教修养及创作趣味。《南宫先生传》与中国"杜子春"故事模式的类型学阐释,验证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类型因此构成。     

乾嘉时期中原地区的教育史诗——《歧路灯》的“生命教育”

《歧路灯》是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1][4],是乾嘉时期中原地区的教育诗史。作者李绿园通过小说的形式,展示了乾嘉时期中原地区中产阶级的教育理念。小说以主人公堕入歧途又浪子回头的故事叙述,形象地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这三大生命教育的核心要素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逐一披露,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教育策略,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游补》时空大腾挪及其宗教意蕴

<西游补>的时空向来让读者费心劳神,行者到底回到了哪一世界,这一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戏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西游补>从第二回起,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空间大腾挪.它一改取经队伍"走上西方"的"西游",转而让行者"走下东方来",实质上是从渐趋西天"佛国",转向东方"青青世界"--世界被还原为"俗世".在"青青世界"中,空间的腾挪变换,使时间也随之扭曲变形,而时间的扭曲变形反过来赋予空间以独特的意义--世界被还原为迷情辛苦的"俗世".     

“烈士池”系列故事的象征意义

《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故事,以及以"烈士池"为母题的中国俗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故事不是"穿上了中国道袍的佛教故事",而是佛道斗争延伸到文学领域里的重要表征。"烈士池"系列故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佛教意象,但我们不可孤立地将其抽取出来作为佛教属性的证明。从对这一系列故事的叙事分析可以看出,"烈士池"系列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的出现是道教对佛教在文化领域里的持续性反击。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

以《红楼梦》比较《金瓶梅》,是两部名著间历史与美学联系的探讨与厘清。《金瓶梅》固不必攀附《红楼梦》而自有其价值与地位,但对当下《金瓶梅》文学价值的认可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学术以外的现实意义。"反模仿"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使其形象体系包括立意、结构、人物等"大处"和总体,"乃《金瓶梅》之倒影":《红楼梦》"谈情",是青春版的《金瓶梅》;《金瓶梅》"戒淫",是成人版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情悟道",贾宝玉是迷途知返的西门庆;《金瓶梅》"以淫说法",西门庆是不知改悔的贾宝玉。其他林黛玉与潘金莲、薛宝钗与吴月娘、袭人与春梅等,皆具此等"倒影"关系。这种"反模仿"而成"倒影"关系的过程与机制,有似于生物工程上的"转基因技术",而《红楼梦》实可视为《金瓶梅》的"转基因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