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的否定思想探析

在西方思想史上,特别是在现代逻辑哲学中,否定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现代西方逻辑哲学是与否定问题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否定问题既是其理论起点之一,又是其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其理论难点之一。否定问题主要包括否定的定义和本质,是否与否定命题相对应的否定事实(负事实)存在,以及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是否具有同等地位这样互为相关的三个问题。本文着重辨析的是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关于否定的定义和本质的思想。     

社会现实的建构——约翰·R.塞尔的社会事实本体论

约翰·R .塞尔的《社会现实的建构》提出了社会事实如何建构的理论。世界本质上是物理的世界 ,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在于 ,社会事实是相对于观察者的。社会事实可以还原为物理现象 ,其中有一被称为制度事实的亚类 ,由人们将特定的“身份功能”指派在原始事实上构成 ,其逻辑结构为“X在 (背景 )C中作为Y”。建构社会事实共需要 3套背景理论。对此 ,欧美哲学家们提出了质疑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中外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立法与政治是有联系的;立法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而司法则不同,司法是从大前提(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和小前提(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性的.     

“差点儿(没)”的词性探讨兼谈其语用

人们在使用"差点儿(没)+VP"(VP是动词性质的词或短语缩写,下同)结构的过程中,词汇意义往往不能直接从其字面意思上表现出来,而是包含了更多的语用意义。只有说话人想要强调某件事情的结果或经过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时才会使用"差点儿(没)+VP"结构,以实现强调和引起交谈双方注意的目的。在分化"差点儿(没)+VP"结构的歧义时,以朱德熙的"企望"与"非企望"为前提,把"差点儿"看作一个否定副词;"没"在"非企望"事件中出现时,做羡余成分,在"企望"事件中出现时,仍然是一个否定副词。     

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事实关系

乍看起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在法律面前处于一种完全消极的地位:它必须通过法律的裁剪、规范、加工,才可能进入司法结论.这也正是当前既有相关理论的一般认识.然而,如果深入考察作为司法活动前提的立法之本质就会发现,法律对事实的支配作用其实并不限于“加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事实的创设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剖析非典型案例的判决过程并对其影响作一种长距离的考察,则将发现事实有时又会反向催变法律.从理论上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这种双向关系,既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司法过程,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之治)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一经典命题,还可能有助于我们处理法治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地方性两者间的困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立法技术探析

本文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更好体现理论成果,完善现有立法技术为初衷,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技术为研究对象,认为应当从两方面把握其内涵:宏观上在法律体系中何种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受案范围,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的规定区别、衔接以及逻辑起点的选择;微观上法律条文本身逻辑体系(以何为受案范围确立的基本范畴)、表述方式(肯定式还是否定式)的甄别使用。在比较和分析了域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技术的前提下,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立法技术应当从两个方面完善:宏观上首先在宪法中明确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明确司法是行政争议最终解决途径(最终裁决权),以确认和保障相对人诉权为逻辑前提,在不同效力层级之法律规范性文件中分别确立;微观上应以行政争议为基本范畴,在宪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中甄别使用肯定式和否定式。     

类推:当代德国法中的证立方法

类推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证立方法,文章在区分类推之结构与功能的前提下展开.类推的特别结构是:它以一项调整与待决案件相似事实的既有规范(类推基础)为出发点,通过一般化得出一项适用范围更广的规范,从而将待决案件涵括其下.类比"推理"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要求,其法律确信度取决于类推基础的一般化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应与类推结构相区分的是它的功能,它作为证立手段,既服务于狭义的法律适用,亦可作为法官进行法律续造的手段.一直以来,默示类推与明示类推都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中的证立形式之一,大多数类推的适用与拒绝都是以结果导向为前提进行目的衡量的产物.区分类推的结构与功能同样有助于解决刑法和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问题.     

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研究——兼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预言是否终将实现?

二战后,尤其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其国家安全政策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经典研究命题之一,也是相关论争的重要案例和现实焦点。典型现象就是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展开的解释"日本之谜"的"20年论争"。"日本之谜"是冷战后由建构主义者针对"沃尔兹预言"即日本强大后理应成为典型军事大国的论断而提出并加以驳论的议题,现实主义者当初处于守势。但时移事异,趋势变为建构主义的势力范围愈显逼仄,其解释力在21世纪的新事态面前渐失优势,而现实主义则逐步扩大了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话语权重,对建构主义展开了"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竞争。与此相关,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较有力地解释日本最重要的安全政策及实践场域,自由制度主义似只能解释日本的"非核心"与"外围"政策,这种理论研究范式与路径的演化,使人联想肯尼斯·沃尔兹的"论断"是否在长线上终将预言日本的战略走向?当然,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解释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后三大理论"时代亟须对日本安全政策进行更多元复合、折中主义的理论探析。这对中国学界从理论上探究、完善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并以此指导战略预测提出了新使命。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规范路径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民法院一般依循"违反强制性标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路径展开司法续造。强制性标准不具备"法律属性",并且从技术、效果上讲,强制性标准不得也不能被拟制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能作为判断"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的媒介。应当将强制性标准归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其规范合同效力的应然路径应当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社会公共利益。当违反强制性标准且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合同无效。《民法总则》施行后强制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应当通过《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条款进行判断。     

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

米勒根据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变化和文化研究转向的事实,提出和阐发了文学研究“终结论”,但另一方面又相信传统的文学研究仍有意义并将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张力的悖论式命题。通过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解读,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学及其文学研究是否走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这样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和开辟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