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到逆向文化策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观探微

文化身份长期被视为固定不变的本质。然而,斯图亚特·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出发,对"正统"文化身份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询。霍尔以微观话语视角切入文化身份议题,揭示了宰制性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身份压制和剥夺的实质,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微观机制给出了新的批判维度。与此同时,霍尔还致力于逆向文化策略的探索,以期通过话语斗争夺回文化身份署名权,力图实现文化身份被压制后的重返。当今,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回应,为"反抗霸权阶级及其盟友"的压迫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工具,对其深入阐析有助于推动文化身份问题的中国省思。     

电视话语与阶级斗争: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主题

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认为,由于编码和解码的非对称性,电视话语并不包含生产者所嵌入的内在固有意义,它系统性地扭曲现实,而并非透明地反映现实;电视话语的编码把宰制性意识形态自然化、合法化,但主导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无挑战的,基于电视话语的语言学特性解码必然"失真"和"扭曲";文化与意识形态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从属阶级的,它是一个不断斗争和协商的据点,电视话语就是这种斗争的领地之一。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思想对传媒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文化研究和文化经济

文化研究必须找到一种将经济问题纳入文化分析的方式及其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根植于对基本生产资源的操控。但正如布尔迪厄认为,生产资源超出了物质财富的占有,以至涵盖了围绕着阶级体系特定场所的各种社会文化资本形式。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表述的有益修正,"最终决定"论从最为抽象的文化表述形式追溯到经济资源的组织。如果把经济原动力调整为"最先决定"(first stance)而非"最终决定"(last stance),我们就能解决霍尔讨论的问题。由此,不仅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论霍尔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

斯图亚特·霍尔（stIlart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尔通过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以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形成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这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评西方受众理论

本文认为 ,传递者与受众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 ,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 ;要准确理解受众 ,仅仅有文化批判眼光是不够的 ,还必须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中 ,亦即在“主体间性”中把握受众。受众研究的“类主体”思维的实质是把受众当作可资利用的“潜在消费者的聚合体”。哈贝马斯、霍尔等人在受众研究上的理论思维秘诀 ,不仅仅在于深刻的文化批判 ,更重要的是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 ,树立了具有主体间性基础的传播价值理念     

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性与政治的冲突

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派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家手法,把对"性"领域的垦荒冒险和同存在主义思想的结合,揭示出了大江文学中"性"的政治性的本质特征。在大江的笔下,最生动最精彩的性行为,几乎都不存在神圣的崇高的美,而是卑鄙邪恶的同义语,进而诠释战后现代人政治压抑下的奇特心态,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病理现象。大江文学中的"性"是为其文学的"政治"服务的,把"性"作为严肃的文学课题,与社会、文化、政治、战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性就大大超越自然属性,成为体现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

新马克思主义作为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核心在于方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等基本理论立场,以反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形式.不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判断和个别成果,而是其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自觉的理论意识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注入了重要资源.     

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

乔纳森·多利莫尔是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多利莫尔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

在国际竞争和海外利益驱使下,独具特色的英国文化外交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数十年来,英国文化外交并不满足于语言、对象和机构设置上的比较优势,而是适时将外交动因从文化帝国主义调整为文化国际主义,不断扩展文化的内涵,并在重视精英路线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大众路线。英国以比较优势为后盾,积极创新文化外交的实践特色,将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种资源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使得英国的"帝国余晖"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英国通过文化外交的路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