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谁尽东西界——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纪》读解

作为晚清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早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明者,王韬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解读接受,在时间上可以分解为上海墨海书馆时期、香港英华书院时期、英国协助理雅各佐译“中国经典”时期以及返港后在香港、上海主持《循环日报》和格致书院时期;而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内容上,王韬的态度又可以分解为对待以新教为代表的基督教、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西学以及西方文学等三种不同的取舍方式。王韬的上述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基本上都可以从他的两部漫游随录中得以解读。本文就《漫游随录》和《扶桑游纪》中有关王韬对于东西洋文明的观感进行了介绍解读,并就其中的思想成因作了相应解释说明。     

解读被双重边缘化的文化属性——试论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

分析了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两部作品中第二代华裔女性如何挣扎在父母传授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成长环境熏陶的西方思维方式中,一方面她们急于认同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故土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在夹缝中进退维谷。通过对母女两代人矛盾冲突的解读探讨了被白人主流社会和男尊女卑的华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在经历了性别和种族歧视后超越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成功地建构了独特的文化属性。     

《人生颂》的认知诗学解读分析

认知诗学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全新方式,这种解读方式不仅能够使语言学和文学更为丰富,而且能够让文学赏析更为深刻,更为透亮。本文介绍了朗费罗及《人生颂》的概况,也陈述了认知诗学的具体内容,然后分别利用概念隐喻理论、焦点/背景理论、脚本理论对《人生颂》进行了解读。     

论《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

本文分别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命名、文学史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揭示这部史学著作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指称的模糊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想象力、文本的多义性、叙事的虚构性，从而为这部开放性的历史名著提供新的解读。     

“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定势——《河殇》思考方式的批判

《河殇》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作,它把东方与西方、内陆与海洋加以对比,从而作出了西方蔚蓝色海洋文明优于中国黄色内陆文明的判断。它的赞扬者声称:《河殇》是“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思考”、“背弃传统的思维定势和推理方式”,它是“真诚的文化心态和客观的思维方式”。并且倡导:“当今中国应该换转成这种思考方式”①。那么,《河殇》的逻辑推理和思维方式究竟有哪些特点?是否那样客观、科学呢?如对《河殇》的解说词加以剖析,就会得出明确的结论。     

浅谈《地海传奇》中魔法的本质与道思

本文立足于道家思想与其最重要成就《道德经》,结合卡西勒的神话思维观和海德格的语言论,旨在由语言创世观出发,用道家思想剖析《地海传奇》,借东方哲学解读西方文学,进一步探讨厄休拉·勒奎恩笔下的地海世界中,西方奇幻元素魔法与东方老庄哲思的内在联系,并揭示魔法的新阐义。     

《诗经》中的取象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讨论之二

《诗经》中的取象思维方式源于《易经》 ,是《易》学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学 ,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歌欣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从思维角度去解读《诗经》 ,能更准确地揭示出诗歌的主旨。     

“仁爱”与“神爱”:《论语》与《圣经》核心价值差异比较

《论语》和《圣经》分别是对中国、西方社会影响最大的两部经典。《论语》从人伦角度看待自然和人生,《圣经》运用宗教思维解说世界与人性。它们各有核心的价值理念:《论语》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圣经》的核心观念是"神爱"。"仁爱"与"神爱"虽然都主张爱,但在概念内涵、超越方式和精神类型上存在很大差异。     

《尤利西斯》的原型解读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杂糅的、碎片并置的、开放性的小说,所以不易解读,被评论界誉为天书。运用原型理论,通过对比史诗《奥德赛》的结构,解读和诠释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以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奥德赛》)为基石,在结构、母题、人物、象征等方面与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冒险经历对应起来。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论《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模式的影响

人人《周易》蕴含的思维特征和数学思想方法出发,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特殊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古代数学研究者习惯于从整体性和辩证性等角度来思考问题,使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周易》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及其神秘主义色彩,导引着中国古代数学走上了与西方传统数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尤利西斯》的原型解读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杂糅的、碎片并置的、开放性的小说，所以不易解读，被评论界誉为“天书”。运用“原型理论”，通过对比史诗《奥德赛》的结构，解读和诠释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以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奥德赛》）为基石，在结构、母题、人物、象征等方面与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冒险经历对应起来。     

论《喜福会》中中国形象的双重性

从两个方面对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解读:一方面,由于西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加之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迷惑和误解,谭恩美对所表述的中国形象有歪曲和批判之处;但另一方面,无法改变的华人文化身份,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以及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又使谭恩美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社会传统的中国套话,从而塑造了中国形象的双重性。     

《1984》的空间解读

《1984》不仅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在文学审美意义上更探讨了人在西方文明解体背景下的生存状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从空间视角切入,分别解读三种空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以往研究的盲点,进一步阐发《1984》的价值。     

《小王子》的解构主义倾向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理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颠覆了逻各斯的中心主义,主张打破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小王子》因为主人公孩子般的视角,浅显天真的语言,一直被看作一部儿童童话。从人物形象、叙事模式和阅读模式等层面分析《小王子》的解构主义倾向,可以对其进行后现代主义解读。     

《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虽然存在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但蒲松龄《促织》与卡夫卡《变形记》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人物的变形.透过貌似荒诞的叙述,不仅能见出两位作家对专制重压下人的命运,即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说是人的异化的同一思考,更能见出中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即中国人的家庭意识和西方人的个体意识的流露.所有这一切,正是这两部作品荒诞背后所掩藏的真实.     

论《米与盐的年代》中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建构

美国当代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森的长篇或然历史小说《米与盐的年代》呈现了后冷战时期西方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小说中折射出了西方学者在有关中国的知识领域、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等三个维度上固有的成见和刻板印象,其本质是欧美“东方主义”视野下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和建构。针对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化误读这一现象,应以理性而审慎的批判意识去辨析和解读西方价值观下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并建构起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的平等互动的交流模式。     

《边城》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边城》与＂五四＂以后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剖析小说有着深层次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源自作家思维方式的不同。沈从文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他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西方小说因果的和逻辑的模式,而采用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注重感受和直觉体验的模式。《边城》将人与物、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之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湘西风俗画,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模式。     

对谭恩美《灵感女孩》的文化解读

随着“新时代运动”的发展，有人提出了“东方转向”这样的说法，认为东方转向是不同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新的世界观，是实现真正的东西方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补的开始。本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通过对谭恩美《灵感女孩》的解读，指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顽固地渗透到西方人的思想之中。谭恩美《灵感女孩》的创作虽然反映了她渴望消除中美化对抗，实现中美化融合的美好愿望，但其本中仍不自觉地显露出了东方主义的痕迹。看来，要真正实现对建立在种族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东方主义的消解，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