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孔孟仁说异同论

孔孟仁说在言说与论证方式上有诸多不同。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孔子以孝为仁的基础,以仁为成己的标志,以圣为成物之极致,孔子之仁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的理论,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而孟子以天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将孔子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天转换成道德化、概念化的义理之天,将孔子关乎尊敬父兄之仁改造成一种普遍绝对的道德情感或本能,并以天作为仁的形上学源头,使仁由"欲"的成果变为"思"的对象,从而把人与仁由孔子处所呈现的生命及其实现的实践关系转换成为心与性的修养关系。孔子以人为本,从道德情感(亲情)言仁,孟子以天为本,从道德理性(心性)言仁,分辨孔孟仁说的不同,对我们重振儒学的努力具有理论意义,对于我们的生活具有实际意义。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论牟宗三对张载“心”的释义

牟宗三认为张载之学不若明道之学圆融饱满,他不认同张载对性、心等范畴的解释,认为心之名不能"由外此而别有所合以立"。他重新解释了张载的性、心、知觉等概念,将之归为一处,得出心性是一的结论,赋予张载"心"本体意义,充分彰显了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架构。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论道教的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是道教修道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道教中,命是指生命,即由形气构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物;性指心性,即心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命与性是不可分的,性离不开命,命离不开性,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由于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所以修道不能只修命或只修性,而必须性命双修,方能达到形神俱妙的神仙境界.在修道的方法上,既要使用保养形气的修命之术,又要使用炼养心神的修性之法;在修道的程序上,则既可以像南宗那样先命后性,也可以像北宗那样先性后命,但最终都必须以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为依归.     

从“才性”至“灵性”——论牟宗三玄学研究的四重向度

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是其心性哲学断代研究的重要作品,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该书全面地体现了牟氏对道家和玄学的判释态度、哲学地位和思想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过去的研究作品多从其"道德形上学"的角度给出了牟氏的道家和玄学研究的特质,而本文将以"才性"之源到"灵性"之相的逻辑展开为线索,试图从道体论、生命论、境界论和审美论四个角度,对牟氏的玄学研究做出立体的诠释。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     

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关于孟子心性论的一点思考——读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

孟子接续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说明了仁义道德的根据和来源,开辟了独特的人性理论。孟子转化了传统的"以德论天"思想,拓扩为"以天论德"的新视域,他把心性来源归为天和命,人性天生即有,不假外求,是天赋于我,命之所下贯。因之,孟子的性善论便拥有了形上根基和超越性价值,这也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之所在。     

心、性、气、形:十字打开的孟子工夫论

孟子将自孔子提出的工夫修养予以了细致化、体系化,同时他还注重将心性和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孟子一方面以"求放心"来确立道德的主体性,进而以"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工夫来将道德意识、道德判断、道德境界予以养成;另一方面以"不动心"而"集义"的方法养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气象,从而实现道德从心性到行为的转化即"践形"。孟子这种在心、性、气、形上同时展开的工夫论,恰如陆九渊所形容的,"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论孔子的死亡观

孔子由“天”引出“命”,认为生死是命。但孔子把必然性之“命”与道德性之“天”合而为一,使人们对“天”与“命”产生了某种亲和性,使死亡本质上成为勤勉人生的一种安息,而不是令人贡恐惧之事。他认为,“士”“任重而道远”,为仁、道而死,死得其所。死亡现象的存在和死亡意义的重大,使人的生命和生活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超越生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巧观念极为接近。他重生轻死,“     

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

道在孔子境界的形上学中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主观原则,又是超越原则;既是价值之源,又是信仰对象.它与孔子的天、人、性、命、德、仁等等哲学观念存在着既相互涵摄,又互不隶属的复杂关系."性与天道"虽说孔子不常言,"志于道"、"守死善道"却是孔子不懈的追求.在天为道、为命,在人为德、为性,通过"下学上迭"、"践仁合天"之功夫,实现人与天道流行浑然无隔的"无言"之境.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世间的智慧",说明他不了解孔子的"道"的真谛.在孔子,"道"具有形上学意义和超越的信仰意义.沿孔子的道、德、仁、天、人、性、命之意义,<中庸>、<易传>建立起原始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学.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论"可欲之谓善"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流行旧注未规定这"可欲"的思想内涵;今人则往往把"可欲"理解为人的各种情欲和功利性的"欲求",与孟子意旨不相切合.宋儒张羉以"四端"及"仁义礼智"四德规定"可欲之谓善"的内容是正确的.孔子从人的道德抉择的角度发现,行仁义是人心唯一可以不凭外力而"可欲"、"可求"者,是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孟子循此思理,以"求在我"和"求在外"为据区分性、命,将这"可欲之谓善"建立为人性的内容;并进而揭示了人性之善所具有的先天内容及其实在性的意义."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揭示出,人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存在性的事实,而非像康德那样的一种理论悬设.这为孔子所开辟的思想和文化方向确立了内在的价值本原和形上学基础.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性与天道 可得与闻——从《性自命出》看先秦儒学“性与天道”思想的展开

夫子不言的"性与天道"实为孔学"下学上达"的最终指向.<性自命出>是孔子性命天道思想的具体而微的展开.思孟学派继承了楚简天道,}生命相贯通的思想而否定了心性之别,以心释性,发展出性善论;荀子则将天人相分,肯定了心性之别并由此发挥出性恶论.孟、荀的理论分歧体现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对于"性与天道"的不同理解和阐发,而透过<性自命出>,这一分歧得以发生的内在理路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