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剃发制度看清朝的民族政策

清代剃发制度,以其残酷和一律著称于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就是当时历史的证明。纵观清代历史,剃发之争贯穿始终,其惨烈空前绝后,令后人掩史叹泣。然而,在清朝剃发令残酷一律的背后,剃发制度在一些民族与地区又呈不同程度的灵活。本文欲通过对剃发制度所呈现的一律与灵活的对比,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透晰清代的民族政策。一、剃发令产生的原因和对汉民族的严酷性清朝满族统治者在大半个中国推行本民族的剃发制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明显的现实意义的。     

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

因山东人孙之獬首倡剃发,辫子成为清朝统治的标志[1].民国初年,山东剪发与反剪发的斗争特别惨烈,酿成了累累血案.由于诸多因素所致,近代山东剪辫运动进展非常缓慢而艰难,直到抗战前,辫子才基本绝迹.     

清代剃发政策再论——兼与鱼宏亮先生商榷

众所周知,剃发留辫为满人习俗,随着统一全国进程的发展,将剃发习俗推行至中原汉地及部分边疆地区,历时整个清代而不废。但是,鱼宏亮先生最近撰文指出,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雍、乾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剃发易服"在清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制性法令。这一结论看似具有颠覆性,但该文的史料运用、逻辑论证都存在较大瑕疵,因而结论不能成立。只要综合利用、科学解读相关满汉文档案文献及图像史料,便可还原清代剃发政策实施的历史真相。     

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

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牵连,是清初的五大弊政,为了强制推行这些政策,清廷明确宣布“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剖析这五大弊政,是认识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把钥匙。     

花朵静悄悄地开放

寺院里接受了一个年方16的流浪儿,这个流浪儿头脑非常灵活,给人一种脚勤嘴快的感觉灰头土脸的流浪儿在寺院里剃发后,就变成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沙弥。     

清初政治传播研究——以“剃发令”为中心

满清政府在征服外族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剃发易服"政策,通过强迫汉人改变发式和衣着,顺遂满人的风习,确立满族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其中,作为官方政策与意志的主要载体,剃发令的颁行状况是体察清初政治传播机理与特质的关键。通过梳理剃发令之颁行轨迹,辨析"剃发易服"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向,对清初政治传播的媒介形式、受众与效果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     

从《六祖坛经》看禅宗的改革

《六祖坛经》,又名《六祖法宝坛经》,是禅宗门人记述其第六祖慧能生平事迹和言论的著作。慧能(638—713年),唐朝人。他本姓卢,原籍河南范阳,后定居新州(今广东新兴县)。662年,到湖北黄梅东山寺,当了行者,得到五祖弘忍的特殊教导和传世袈裟(法嗣的标志),成为禅宗六祖。677年,慧能正式剃发出家,在韶州宝林寺,大梵寺传授禅法。后来,由他的戒门弟子根据这几次说法,记录整理成书,即为《坛经》。     

心态史学视野下的清代服装

心态史学在社会史领域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受关注。文章以清代服装为例,从睹物思昔,勿忘传统;“剃发,易服”;繁琐、复杂的衣规服制三个方面,利用心理分析方法,阐述了清代服装变革的缘由。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孙之獬事功述评

孙之獬是明清鼎革之际集各种矛盾于一身、富有争议的一名官员。明崇祯年间,因为禁毁《要典》被归入魏氏阉党,削籍回乡。清顺治年间,孙之獬投靠清廷。他因为上疏倡议“剃发易服”,被汉族骂为“汉奸”;因为奉旨招抚江西,被看作顺应时代潮流的官员,但由于某种原因,再次削籍回乡;因为惨遭谢迁义军肢解被认作忠臣,然而竟没有受到旌表和抚恤。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意义及完善措施

地理标志是一种标示商品或服务基本来源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概念、特征以及保护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了目前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两种主要模式及其存在的不足,初步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措施。     

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是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国际社会缔结了专门的国际公约对地理标志进行保 护。国外立法主要采用商标法、专门立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三种模式保护地理标志。我国地理标志 保护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应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地理标志保护框架。     

花开无声

寺院里接纳了一个年方16岁的流浪儿,这个流浪儿头脑灵活,手勤脚快。灰头土脸的流浪儿在寺里剃发沐浴之后,就变成了干净利落的小沙弥。法师一边关照他的生活起居,一边因势利导教他为僧做人的一些基本常识。看他接受和领会问题比较快,法师又开始引导他习字念书、诵读经文。也就在这个时候,法师发现了小沙弥的弱点:心浮气躁、喜欢张扬、骄傲自满。例如,他刚学会几个字,就拿着毛笔满院子写、满院子画;再如,他一旦领悟了某个禅理,就一遍遍地向法师和其他僧侣炫耀;更为可笑的是,当法师为了鼓励他,刚刚夸奖他几句时,他马上就在众僧面前显摆,甚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大有惟我独尊、不可一世之势。     

民族文化特色是标志设计的最佳选择

现代标志设计作为促使信息传播视觉化与标志化的一种重要手段,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笔者提出我国的标志设计应溶入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即具有民族特色。分析了以汉语拼音或字母设计标志的缺憾——易于错读、与国外的标志有“雷同”之感;阐明了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蕴,用形体丰富的汉字来设计标志的优势。     

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模式的冲突与完善措施

地理标志在我国主要有2种保护模式：商标法保护模式与专门立法保护模式。2种保护模式都对我国地理标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实践中,2种模式同时对一种客体实施保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与冲突。分析了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冲突的几种表现形式,提出了解决冲突的相应措施：统一地理标志的定义、产品专用标志样式、保护手段、产品标准、认证程序;合并地理标志的注册体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地理标志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从而在我国实现2种保护模式的融合并发挥各自的优势,以达到对地理标志充分有效的保护。     

一个“贰臣”的艺术典型——读《李自成》第三卷漫评洪承畴

洪承畴——明清之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也是历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贰臣”。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洪承畴受命于危难之间,领兵部尚书衔,总督蓟辽军务,统率十几万人马,出山海关抵御清兵侵扰。越明年,在松山兵败被俘,剃发降清. 洪承畴降清,使“欲得中原”的清太宗皇太极兴高采烈:“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毫无疑义,这一事变是两年后封建王朝更替、李自成败亡等重大历史演变长链中的一环,它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作家姚雪垠在     

英语性别差异的标志

在语言中,两性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这早已为语言学家所察觉。但无人从词形或语义上寻找这些有性别差异(或性别歧视)言语的“标志”。本文拟从格林伯格(J.Green-bery)的标志理论(Markedness Theory)出发,探讨具有性别歧视特点的英语词汇的标志性。 一、性别歧视的形式标志。 有标志(Markedness)与无标志(Unmarkedness)范畴,是语言学家格林伯格等人针对语言的关联性提出的,是一种把一对成分区别开来的区别性特征。区别的标准为“简单、容易、常用和普通”。符合这一标准的为无标志,反之,则为有标志。标志还可细分为:形式标志、分布标志和语义标志。形式标志,顾名思义是根据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外部特征或标记而下定义的,例如,在prince/princess,waiter/waitress,happy/unhappy中每对反义词     

厦门话的被动句

本文讨论厦门话的被动句,包括:一、带形式标志的被动句;二、不带形式标志的被动句;三、被动句和处置句套合的特殊句式。一、带形式标志的被动句所谓带形式标志的被动句,指的是这种被动句有明显的表示被动意义或被动关系的形式标志。如普通话的“我被狗咬了”的“被狗”,“苍蝇被赶跑了”的“被”。厦门话带形式标志的被动句有三种句式: 1.NP互NP VP a,钱互贼仔偷去(钱被小偷偷走了)b,钱互·人谝去(钱被人家骗走     

《颜氏家训》被动句类型考察

《颜氏家训》里有大量的被动句,这些被动句有不同的类型。从总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一是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其中,有形式标志被动句中,根据标志形式的不同,这类被动句可分为蒙字类被动句、可字类被动句、于字句、见字句、被字句、为字句等。这些被动句基本体现了古汉语被动句的特征,也基本反映了南北朝时汉语被动句的使用情况。     

品牌消费和扩张审批:地理标志的分层管理研究——以浙江省知识产权个案为实证分析的著例

品牌消费与地理标志存在着正相关联系,它使得地理标志产品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矛盾,地理标志产品的监管部门进行了扩张审批,赋予更多的厂商以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资质,从而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误认、误解和误购.地理标志的分层管理要求厂商披露商品真实原产地的信息,按照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进行分层分级的管理,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