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解读的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关于费尔哈的提纲》第十条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简单地解释为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解读使人们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发展史,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出发,才能掌握其本质内涵,正确解读《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的本真含义。     

如何理解“第三领域”——从市民社会和法律多元的角度

本文探讨黄宗智教授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一个案例的分析,本文阐明该概念核心内容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交叉,进而对与此概念相关的论争作一番梳理,指出这是由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当事双方所依托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研究旨趣造成的。＂第三领域＂所针对的是采取＂国家-社会＂二元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而对它的批评所依托的是法律人类学中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从前一种视角看＂,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具有破除二元对立传统,适应中国具体实践的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选择及其基本问题

＂以人为本＂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一脉相承,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处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以人为本＂的基本问题。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基点的展开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性研究

若欲对市民社会这一主流语式作一深入研究,须把握几个基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的自治及限度、内涵的多层次与包容性、社会的内涵及该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实证;而其历史变迁又可归纳为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与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剥离;其历史发展也实践着市民社会的不同层级概念:描述性、规范性与价值性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及中国市民社会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等问题观点不一,虽然简单套用易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扭曲和忽略,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形态间全无共同点,尤其当引入现代性思考维度来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时,不能说其在中国语境中无意义,市民社会的合理建构是中国现代化须作出的努力。     

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维解读

市民社会是青年马克思解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常用术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从哲学维度阐发了以社会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考察,从经济维度诠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历史维度得出了市民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的科学结论。今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恢复人的社会主体意识、倡导社会自治,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战后日本公共性的结构转型研究

＂二战＂后,日本在自民党主导的＂55年体制＂下形成了官民对立型公共性,即官制型公共性和与此形式相抗衡的市民运动型公共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55年体制＂的崩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逐步展开,官制型公共性开始弱化,志愿型公共性取代市民运动型公共性并得到了发展,由此形成过渡融合性公共性。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权提出＂新公共性＂,强调政府与以NPO部门为核心的民间主体基于对等、独立与自治的原则共同承担公共性之实践,致力于构建市民参与型社会,由此开启＂新公共性＂时代。     

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展开—以其对中国社会的参考意义为中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探讨“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兴趣。如何认识1990年代中国市民社会论的理论倾向与特征？从比较社会思想的视点出发,透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历史变迁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为理解中国市民社会论的历史相对性与必然性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英文)

“历史的终结”是对现实的社会历史依照资本的固有逻辑和文化逻辑做出的主观设定,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获取灵感。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得出了市民社会必然被克服的逻辑结论。而克服市民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过程。作为发展过程的“两次飞跃”,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在典型意义上使得全部历史被合乎逻辑地分成“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个阶段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具有内在关联。三大形态理论着眼于人的发展状况与解放程度,决定了人类解放理论同时还兼有社会形态的意义,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实际是同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历史定位中,中华民族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寻求人类解放的一种方式,将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巨大变迁创造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     

“第三条道路”的解析与启示

＂第三条道路＂,是在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个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与＂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条道路＂实施十多年来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效,但它的理论仍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们需对之加以客观分析,以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借鉴。     

论社会自治

社会自治的一个根本性特点是自治体的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自主地参加社会管理。根据自治的程度，社会自治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种基本类型，依次为市民自治、人民自治、全页自治。这三种社会自治模式在性质、内容、范围、形式、主体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构成了社会自治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并分别适应于市场经济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分析我国的社会现实可知，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市民社会过波的时期，相应地，社会自治只处于向市民社会自治过渡的起始阶段。要实现我国的市民自治，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为社会自治创造充分的条件。     

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被世人误解为已＂过时＂或仅仅是＂空想＂。事实上,学院时期的马克思心中已滋生为人解放而奋斗的＂魔＂（社会理想）。流寓巴黎时期为社会未来命运而苦痛的马克思,提出＂往何处去＂的社会历史之问。在社会历史的批判中,马克思找到了社会＂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或＂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社会理想的现实不是历史的＂终结＂,是＂真正历史＂的开始。     

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研究进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基准

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经历了指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演变过程。中国当前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要建构成19世纪那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现实均昭示着克服此种市民社会弊病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也必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市民社会领域;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手段与目的、局部与整体、附属与主导关系。     

市民社会与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再发现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提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我们认为,一个恰当的市民社会概念能够解决当代的社会分析及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而言之,这一概念还能说明使民主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计划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当代社会运动在坚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的一些基本方面的同时,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国家-经济三重构架。这些运动还综合了自由主义者们关于个人权利的观点,黑格尔、托克维尔等人关于社会的复合性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要素的观点,以及哈贝马斯和阿伦德关于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观点。我们试图论证,与这些运动和观点相关的现代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启示我们:市民社会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辩证对待市民社会的生长,充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社会传统上是乡土社会,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它已经展现出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本文结合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从社会自治、政府职能和法治秩序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发育、发展的道路。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比较历史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比较历史并不是新事物。人们从开始研究社会生活时起,就对两个或更多的时间和地点的历史模式,进行并列的对比,有着浓厚的兴趣。平行的比较历史,以对比为方向的比较历史,以及宏观分析的比较历史,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人们实际运用的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论维柯的诗性历史观

维柯以＂真理就是创造＂为出发点,认为历史是一门比自然哲学更真实的科学,并试图把历史建立成一种永恒普遍的人类科学。在维柯看来,历史的起点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开端,它来源于人想象性的创造活动,充满了诗性,与理性认识的逻辑完全不同;历史的发展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其中遵循的是想象的诗性逻辑;在此基础上,历史批判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而应当以诗性智慧为基础,运用哲学和语言学方法,使普遍和确定相结合,这样才能揭示＂理想的永恒历史＂。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