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与道德教育的着力点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的人性论阐释了人性是道德教育的根据；依据具体的人性才能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人性是多层次的，道德教育具有层次性；中民之性是道德教育的着力点。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不断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析先秦儒家人性思想矛盾发展

先秦儒家关于人性的探讨,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提出抽象的人性问题,引发儒家对人性思想深入分析。孟子认为性善其情可为善为不善;荀子提出性恶,化性起伪。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试论儒学性善论及其与宪政精神的疏离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人性理论,其中,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性三品等三论共同支撑了儒家文化性善的人性理论大厦.儒家文化并未能孕育西方式的宪政,事实上,儒家文化在根本上与宪政精神相距甚远.具体而言,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天人合一论对人主体性地位意识的消解,使儒家文化缺少对人性尊严的超验性认知,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意识的缺失.其二,人性本善论和对人主观自律能力的高度自信使儒家文化对权力的腐败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未能提供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案.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何种观念? 怎样的制度?——不同人性观视域下的制度演进与建构

普遍人性及由此所推展而来的不同人性观,是人类社会诸般制度赖以演进与建构的出发点。故而,人性及相应的人性观,对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态制度演进或设计,无疑具有形上本源性意义和规训作用。既往,“性善论”和“性恶论”牢牢占据人性观的两大制高点,因此,一直以来,涉及“性善论”和“性恶论”两大人性观及各自与制度演进或建构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外学界用力甚笃。实则,人性并非“性善”和“性恶”之间简单机械的对极性存在,而是复杂多元的结构性实存。在此复杂多元结构体系之中,“性本私”和相应的“性私论”人性观,更加趋近于人性的本真或本质,由此而引申出的人性的自利属性与制度演进或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大有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开掘的余地。     

焦循人性论辨析

焦循是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他强调"性,生而然者也",其人性论立论基点是"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焦循认为,人具"四端",人能知,人可教而明,人知情有欲求精妍,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人知尊贤采善,人知权善变,人可"旁通"情欲,故人性善。焦循在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的前提之下,通过人兽对比,着力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以文明、智慧力证人性善。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赵吉惠董仲舒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是中国儒学在汉代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复杂，历来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提倡解放思想，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对于董仲舒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     

中国古代重教化思想的三种人性视角

作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理论基础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荀子和董仲舒代表的性善论、性恶论和性三品论三种观点。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既是中国古人对自身存在的理性反思,更是对最合理的社会教化方案的不懈探求。其中,性善论强调教化的可能性,性恶论强调教化的必要性,性三品论则更加突出了教化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于强化民众的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充批判董仲舒”辨

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谈到汉代的思想时,往往认为王充是批判董仲舒的。例如有的同志说:王充“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了集中的、猛烈的、深刻的批判。”“王充把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以及谶讳迷信,都看作是虚妄之言,加以无情的挞伐。”王充“驳斥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谬说”,但是,从《论衡》一书中,我们却看不出王充对董仲舒有过什么批判,更看不到对董仲舒进行过无情的挞伐。     

论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也对理想人格进行了探讨。"必仁且智"是理想人格的内在规定,"笃于礼,薄于利"是理想人格的外在表现。在现实之我如何走向理想之我的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待教而为善"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强调"教化成性"的同时,又承认人受命于天,人性"不可改",给自己的理论制造了矛盾与紧张。     

论董仲舒的政治学说及其进步历史作用——兼论其王道理论与天道观的关系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董仲舒及其政治学说的评价很不公正,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严加批判者多,具体分析者少。批判者们似乎共同遵循着一个奇怪的公式: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目的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为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作论证,因此,他是个反动思想家。所谓“批儒评法”时,对董仲舒的批判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发表了重新评价董仲舒及其学说的历史作用的文章,对董仲舒学说的进步历史作用方面作了具体的分析和一定     

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孔子对中国廉政思想建设的贡献及启示

在中国廉政思想发展史上,孔子功居首位。他把＂行仁＂看做是为政的核心,把＂修德＂作为从政的保证,把＂正己＂看成施政的前提,把＂慎利＂视为廉政的关键,从而深刻点明了廉政思想建设的人性保障,奠定了廉政体系建设的伦理基础,并且为廉政工作的开展找到了最基本的切入点,给廉政制度建设点准了＂穴脉＂。深入挖掘孔子思想中廉政精神之精髓,对于大力推进当前的廉政建设工作将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论孔子与《春秋》

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孔子颇有关系 ,其中孔子笔削《春秋》之事及《春秋》之书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试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1　　司马迁从积极入世的角度出发 ,定下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基本思路 ,这便与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推崇发生了密切关系。董仲舒是汉代公羊春秋学大师。他借阐发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宣传“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找出理论依据。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他在阐述…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财产权的神圣起源及其演变——论涂尔干的财产权思想

涂尔干的财产权思想建立在对＂劳动说＂和＂先占说＂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对财产权本质特征的界定,涂尔干发现了财产权观念与圣物观念的亲和性,从而指出财产的起源是以某些宗教信仰的本性为基础的,并通过对土地财产权的考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神不过是以物质形式人格化和结晶化了的集体力,所以,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实际上来源于人们对社会的崇拜和尊敬。财产首先只能是集体的,由于父权制的存在和动产领域的发展,财产逐渐由集体转变到个人,财产的形式也由地产过渡到动产。     

面孔

潘基文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潘基文在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就职宣誓中,援引了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这句话。他说,要运用这种不朽的智慧,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