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欠发达地区社会建设中的“包容式治理”——以重庆市巫溪县为例

作为欠发达地区代表的重庆市巫溪县,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人民群众迫切改变落后的愿望,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调动群众的积极参与,通过共同梦想来凝聚人心,参与互动凝聚群众力量,群众方法塑造村风民俗,网格组织覆盖城乡社会,实现了欠发达地区社会管理的新突破。探索了一种政府主导下的自治、共治、法治多元共生的包容式治理模式:用价值包容弥合分歧,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用空间包容融合社会,以促进不同人群在城市和谐生活;用组织包容凝聚群众,对熟人社会进行动态管理;用文化包容传承历史,最终形成集体认同;打造了一条适合于欠发达地区城乡发展的社会治理之路。     

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倒逼各自为政的社会治理也要走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之路.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交通出行不畅,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分割、资质不能互认,公共服务不均等、不衔接,行政执法过程中各自为政,生态保护标准、规则不统一,社会组织本地化、内部竞争等问题.未来,在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多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共享与公平的关系、线下与线上的关系.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     

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倒逼各自为政的社会治理也要走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之路.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交通出行不畅,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分割、资质不能互认,公共服务不均等、不衔接,行政执法过程中各自为政,生态保护标准、规则不统一,社会组织本地化、内部竞争等问题.未来,在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多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共享与公平的关系、线下与线上的关系.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

当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多元化治理模式得到广泛应用,社会治理呈现开放包容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走法治化道路,面临法治化转向困境,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关键在于理念与路径的创新。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论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寻求发展可以选择政府合作依赖、社会组织自我依赖和境外合作依赖三条路径。国内多地实践显示,社会组织较多地选择了跟政府合作,以＂退位—补位＂、＂掌舵—划桨＂等合作模式,授权、嵌入、孵化等合作方式,演绎成了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政府合作依赖在给中国社会组织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让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与依附性冲突、角色定位难等困境,从长远发展看,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来加以保障。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正义的治理与公共的责任

正义的社会需要正义的治理,正义的治理必须是公共的治理,公共的治理则意味着公共的责任。在公共治理尤其是在中国的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政党、其他社会组织等等共同构成了公共治理的主体,只有在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中,转型的社会才能免于结构性断裂,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同时,社会正义的原则必须法定,即对治理的主体、治理的过程以及治理的结果的正义性予以法律保证。     

期望与回应：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成立的。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治国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这些都对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要求,寄予了更高期望。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的成立,对于回应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期待,促进专业建设,发挥社会工作在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我国社会工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场政府改革,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如何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做到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理念更新,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依法行政,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使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让市场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     

支持型社会组织运行现状及问题研究——以T市N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工作的重点,社会组织在推进现代化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为推动社会组织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支持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但伴随着时间的增长,支持型社会组织也暴露出自身的问题,社会组织发展后续乏力.本文通过对T市N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运行现状的研究发现,缺乏标准化细则、欠...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从政府—社会—公民关系看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推进,是在社会管理基础上强调管理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期,面对新的形势,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政府、社会、公民三者治理的有效衔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制度建设,保证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     

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及其应对

算法在社会领域不断地催生应用场景革新、推动生产生活变革,建构和映射着社会存在。但是,在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算法陷阱、算法黑箱、算法权力等问题暴露出算法的不确定、伪中立和价值缺位,算法赋能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对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的纾解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过程,需要我们主动适应算法环境的复杂性,重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整合多元主体,合力规制算法向善,采取有包容、可持续、有温度的智慧性治理,以真正实现算法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丰富数字化新场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