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行卡收费方式比较及改进的探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银行卡业务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发卡量大幅上升。受理环境明显改善。多元化市场主体构成的银行卡市场已经形成。取得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但就整体来说,当前我国银行卡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用卡频率、持卡消费比例、商户普及率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还存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产业扶持政策缺乏、受理市场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本文对其中最关键的关于银行卡收费问题进行了探讨。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法理思考

＂非直接利益冲突＂根源于现实利益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并引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必须切实做好法律制定和法律清理,为群众利益筑起坚固的＂防火墙＂和＂安全网＂。     

论长三角区域生态治理政府间的协作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内的生态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内各政府间面临着生态治理合作理念淡薄、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单一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区域内政府要更新思想观念,建立＂双赢＂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通过完善政绩评估体系等途径来推动生态治理合作。     

债法视角下的信用卡冒用损害责任

法院审理信用卡冒用损害赔偿纠纷时,对持卡人与发卡行约定的冒用责任承担条款的效力、损害赔偿的分担,均有不同认定。根据持卡人、发卡行和特约商户三者形成的法律关系,以对债权准占有人给付效力的规则认定冒用损失的承担,同时考虑各主体对冒用风险的防范能力,做出特殊情形下的政策考虑。根据发卡行与持卡人订立合同时的地位,应认定责任转嫁的格式条款无效。特约商户履行发卡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约定,处于履行辅助人地位,对未尽刷卡审核义务造成的冒用损失,应由发卡行承担。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问题与社会工作干预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特殊贡献。＂代耕农＂在与当地社会不断融合和冲突的过程中引发系列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代耕农＂本身利益,还影响当地农村社会稳定。在宏观政策环境短期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利用社会工作对＂代耕农＂问题进行干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从社会工作干预角度,提出破解＂代耕农＂问题的设想。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研究综述

食品安全监管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之一。通过对学界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分段监管＂体制及地方政府职责定位三个方面。解决以上问题,学界的认识基本一致,即加强立法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制度保障;变＂分段监管＂为＂垂直监管＂、合作监管;加强地方政府监管过程中的责任机制,培育第三种力量,努力构建一种能够保障个人、团体、政府、媒体各方利益平衡点的监管体制。     

利益视角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意识形态观。这种新意识形态观深刻地揭示了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消亡、本质以及功能的内在联系。从利益视角来审视和考察意识形态对于认清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论＂、＂多元指导论＂的实质以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科学性,驳斥虚假性责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反对脱离生动的实践活动的教条主义,不断把握和实现人民的利益诉求。     

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如何防范柜面操作风险

自1587年意大利威尼斯银行诞生以来,风险就与商业银行始终相伴。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业银行就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能否妥善控制和管理风险,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操作风险作为商业银行的八大风险之一,是商业银行基层机构面临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风险。而柜面业务操作风险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柜面业务操作风险的防范已逐渐得到各级商业银行管理者的重视,成为整体风险管理工作的第一道防线。本文通过阐述柜面业务操作风险概念、形式、风险点及其所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商业银行防范柜面业务操作风险的五项对策,以期对业界开展风险防范进行有益的探索。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安全底线——商业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法律界限研究

中国商业银行日益突破传统的存贷业务,开始经营理财产品等投资银行业务.而相关商业银行法规仍然建立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对混业经营创新业务的风险防范明显不足.为了保障储蓄业务的安全,必须解决在混业经营中商业银行究竟“从事哪些业务才是安全的,不能从事哪些高风险银行业务”的问题.次贷危机之后,西方纷纷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核心思想正是加强对商业银行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目前中国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务处于缺乏法律规范的发展状态,应当吸取“结构性改革”的有益经验,划定商业银行应当禁止从事的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的范围,明确法律界限的“双重维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共同的基础和阶级上的对立——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法律中“人民”一词的使用

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主要法律文本中的＂人民＂一词及相关词语使用的统计,描述其在双方法律中使用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双方对＂人民＂一词使用的共同基础和阶级对立,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的共同历史背景和国共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完全不同。     

中国食品安全视角下德法并举的必要性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承载着人的生命价值,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食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数量供给充足有余,与此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出台,但仍未有效制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发展。道德约束成为弥补法律缺陷的不二之选。德法并举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必要手段和根本途径。     

后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与控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有效地控制其交易风险,既是国际化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当前,金融衍生品业务体现了经营综合化、盈利模式多元化、经营管理信息化和风险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态势。企业要充分认识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及法律风险等总体风险特征,建立并完善企业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监控体系。实现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目标,其方法包括:建立金融衍生工具业务风险管理战略,确立风险监控业务流程,加强风险监控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的内控制度,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开展相关部门人员的技能培训。     

试论信贷资产风险的防范

信贷资产是农行业务经营的主体,目前约占总资产的９０%以上。信贷资产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行的业务发展和命运。要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减少风险,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从源头抓起,从风险防范入手,把着眼点放在信贷资产风险的防范上。信贷资产风险是潜在的信贷不良资产。这些年来,信贷资产质量不断下滑,风险不断加大。据统计,截止到１９９８年末,甘肃省农行系统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４８．５６%。这种低质量的信贷资产状况,严重制约着我行经营效益的提高和业务的发展。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不良信贷资产,特别是控制增量贷款的风险,…     

恩施市儿童福利院对孤残儿童发展的探索

湖北省恩施市儿童福利院一直以＂一切为了孩子＂为服务宗旨,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利益优先为原则,积极探索孤残儿童的发展问题,已形成了养、治、教、乐四为一体的服务模式,为他们以后回归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防范

贸易融资业务作为一种与国际贸易结算业务紧密相连的短期融资业务，伴随着各家商业银行国际贸易结算业务的发展，融资总量逐步上升，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并在实践中出现了进口垫付资金被动转为贷款，逾期率上升，打包贷款悬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各家银行的贷款质量。深刻分...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及其当下隐喻

哈贝马斯以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建构,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进行学理的批判。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缓解或消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出路,即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用以摆脱市场崇拜或国家崇拜＂两难处境＂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关照在于,实现非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与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在程序过程和交往形式层面的＂耦合＂。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内里的＂问题意识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当下的隐喻意义。     

《威尼斯商人》的法律解读

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不但是一部文学巨著,也反映了很多法律问题,体现了当时威尼斯人法律至上、契约等同于法律必须遵守的信条的社会现实。同时,一些法律规定并不公正,对＂威尼斯公民＂和＂异教徒＂在权利与义务方面区别对待。导致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一磅肉契约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会正义。     

“被嵌入”的“承认”——阿尔都塞“法律与意识形态观”述析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阿尔都塞通过其＂多元决定论＂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就方法论而言,在理论层面上,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与科学相对立的＂问题式＂;在实践层面上,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与社会超结构相联系的＂表象体系＂。在阿尔都塞看来,法律既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又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法律,将个人＂呼唤＂为主体,并使个人认同法律、服从法律,以形成对法律现实的＂被嵌入＂的＂承认＂。     

“制度性风险”下的国家审计行为能力分析

利益性结构和职能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利益性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社会职能性结构的变革、调整与同步发展,从而加大了社会制度性风险。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应该是我国深入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国家治理制度性风险的职能、能力及作用是由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及制度,政府行政目标和执政能力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