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简论

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处于当事人地位,但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有限。为有效地促使刑事被害人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律应赋予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更多的诉讼权利。     

浅析清至民国陕西雹灾的发生特点

清至民国的306年是陕西地区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一个时期,其中雹灾是危害较为严重的灾害之一。根据对相关材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从发生的时间来看,雹灾呈现出频繁性、季节性、周期性、增长性的特点;从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看,雹灾具有局部性、严重性的特点;从发生的空间来看,雹灾呈现出地域性的显著特点。     

对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商法性质的认识--也谈对我国商法体例的选择

商法具有私法的性质,但也表现为明显的公法性.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内容在总的原则方面体现着民法的基本精神,在适用法律中有优于民法的效力.在传统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商法的性质是以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立法体例体现的.我国应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但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制定商法典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可把商法通则作为制定我国商法典的过渡阶段.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民国西安经济转型的动力与结构分析

民国以降，西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受到制度和抗战沦陷区经济大转移等外力因素的剧烈影响，短期的外部赋予给西安经济注入了活力，迅速改变了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这对西安经济结构的改造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外部因素的过度倚重，形成国防、军事统制企业生产，手工业为核心工业体系，消费工业为主体诉求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低层次、同质性显著。在经济转型和结构发展中，西安近代化凸显了制度强化经济发展的作用。     

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园之思的寄情场所。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各类民国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映像,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刑事调解:让被害人可见的工具,刑事司法公正的有机组成

刑事调解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性的进步要素,也是保护公众利益的利器。对于被害人而言,刑事调解的意义尤为重大。之前被害人几乎生活在法律真空中,在关乎诉讼主体的程序设置框架中处于劣势地位。尽管重新发现和恢复被害人身份的运动更多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生,但它之后逐渐向大多数欧洲国家扩展。被害人通过刑事调解制度变得可见起来。应该最大限度扩展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这应该以限制国家公权力,扩展个人意思自由理念为支撑。     

试论刑事司法的社会化问题

司法社会化是在政治社会化影响下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司法社会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以及通过对司法在开放性和亲和性向度上的改造,使司法摆脱由于疏离于社会而导致信任危机的困窘局面,重新赢得人们的信赖.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偏重刑事司法的专业化而忽视刑事司法的社会化,从而导致了刑事司法与社会公众感情上的疏离,其解决路径是适度调和刑事司法改革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矛盾和冲突,在获得社会公众普遍支持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刑事司法的改革.     

民国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矛盾研究——基于民国学者视野的观察(1912-1949)

民国社会中,社会转型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传入导致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的传统关系发生变化,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民国学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并剖析其原因,提出“良母教育”作为调适两者矛盾的方法.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浅议刑事判决书的说理

司法活动的一大特征在于书面性 ,全部审判活动最终必须体现为确定的裁判文书。而不说理的裁判无以成其为裁决 ,说理不到位的裁决无以使人信服 ,说理是贯穿于整个裁判文书的核心内容 ,也是当前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 ,也是提高刑事判决书质量的关键所在。     

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民国后期,有些选举纠纷并非通过选举诉讼等法定程序来解决,在选举争议各方矛盾尖锐化时,地方政府经常积极主动介入,平息选举中的宗族、派系纠纷。而在地方政府卷入选举纠纷之后,则会有参议会等其他机关和团体参与调解。政治压力和武力胁迫也是解决选举纠纷的手段,有时则是在舆论影响下双方妥协达成和解。这些非正式解决方式主要作用是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秩序,并不能真正公正合理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政治权益。     

论民国前期的大学教育理念

民国前期大学教育理念是蔡元培、马相伯、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等一批既是教育家,又是大学校长的双重角色的人,经过长期理性思考及辨别,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及办学实践,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它从多角度、不同层面,包含了近代大学教育的"大学以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为办学宗旨;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明确人才培养方向;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树立了名师强校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是管理大学,发展大学的准绳"的理念。它成为民国前期大学的主流理念,引领着近代中国大学的方向。     

论民国妇女身份的转变对幼儿公育思想的影响——基于民国学者视野的考察(1912-1949)

民国时期,妇女从事职业、服务社会的趋势及妇女解放运动,造成了妇女身份地位的历史转变,并因此与妇女的传统育儿劳动产生矛盾.民国学者希冀通过幼儿公育事业的发展解决此矛盾,提出了许多设想,丰富了民国学前教育的思想内涵.     

论民国《衢县志》的文本特色与价值

民国《衢县志》,为衢县人郑永禧呕心沥血之作,成书过程中,得到余绍宋帮助良多。百年来,这部志书湮没不闻,价值不彰。事实上,这部纂修于新旧过渡时期的志书,深具风格。它征引繁博、考证精当、叙述详赡,既承袭了传统志书的书法笔意,又对近代社会进化之迹有所记录,因而新知旧识杂糅、开明的政治经济观与保守的伦理道德观互见。无论是志书文本还是纂者情怀,都对当下的地方文化事业与方志修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领域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

刑事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和起点.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审视当前我国刑事立法领域,有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二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三是单位犯罪问题;四是刑罚体系的调整与完善问题;五是社区矫正问题;六是国际公约在刑事法领域的贯彻问题.     

刑事禁止令与刑法溯及力

对刑事禁止令是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争论,是因对刑事禁止令性质界定的混乱引起的。刑事禁止令就其性质而言是保安处分。一般而言,不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可以不受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限制。我国刑法上规定的刑事禁止令,可以具有溯及既往适用的效力。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公诉程序论纲——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

公诉作为审判的启动程序,在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中,作为控方,一方面应行使其控诉职责、发挥其控诉力,以求得诉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应遵从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所要求的均衡对抗原则,保障程序正义和诉的公正性。故而,公诉程序的健全对抗辩制的完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着重从公诉的自由裁量权、诉侦关系、公诉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优化公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