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集翻译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与超前意识,为我国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指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都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和谐统一"、"译者中心"、"选择/适应"及"译有所为"的理念。     

中国译学建设的融通之道: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面对新时代翻译行业的挑战和翻译研究语境的变化,中国译学界产生焦虑情绪。作为新时代译学建设的领军先锋,张柏然教授倡导立足传统,坚守本土,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中西融贯。他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源泉,依循“传统定位—西学反思—融通自立—打造特色”的路径,形成由“变化观”“适切观”“融合观”组成的“三观合一”的翻译美学思想,其中,“变化”是本质,“适切”是缘由,“融合”是目标。张柏然教授的翻译美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指导性,可指引我们进一步反思,探索前进之道。循此体系,不妨以共性为译学研究本体,以“和而不同”为理论追求,以“比较调和”为研究方法,以“天人合一”的融通之道描绘一幅“译学太极图”。     

林语堂英译作品赏析

林语堂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有着自己系统而全面的翻译理论,并且翻译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且多是选择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翻译对象。在翻译过程中他灵活应用了多种翻译策略,使他的翻译作品能更好地被读者所接受。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中西方译学理论对比浅析

由于文化千差万别,中西方分别形成其特有的翻译理论指导实践。本文针对中国传统译学理论与西方当代译论的特点进行归纳阐述,对比中西译学理论差异,探讨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继承与发展问题。     

变译论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对话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的父权话语权力,颠覆了忠实在翻译中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颠覆性和变译中的变通性构成对话关系,两者都是对忠实的叛逆,使译文具有混杂性和互文性的特性,通过译者在翻译中掌握的权力话语,实现译文话语权力的重构。     

林语堂自译《啼笑皆非》的“有声思维”

近20年,心理学的有声思维方法（TAPs）开始应用到翻译学,以研究翻译思维过程,但是该研究一般都是针对翻译学习者,至今无人对自译者的思维过程进行研究。研究以林语堂自译的《啼笑皆非》为个案,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提取数据和实例,结合相关文本和史料,用描写方法分析其翻译过程。初步研究发现：这些思维数据和实例,也可以如TAPs那样,分为自我描述、自我评价和自我展现三种;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整体策略与其翻译观以及普遍翻译规则基本一致,但是在局部策略中有鲜明个性特点,这可能正是译者之风格所在。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文化观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具体体现在:鲁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主张"逐字译"和"洋气",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则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倡"句译"和"反对洋化"、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另外,二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林语堂译《浮生六记》的研究呈现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但研究视角相对粗糙、研究方法也有待改善。     

林语堂编译中国版“灰姑娘”《叶限》之独特审美价值探究

林语堂编译的系列英文作品体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值得深入研究。The Chinese Cinderella正是他“求美”翻译风格的部分呈现。仅从切斯特曼模因模式中的明晰、真实、理解和信任等四个方面来探究,林译的审美价值便可略见一斑。译者不泥古文,不落俗套地致力于对美的发扬传递,使《叶限》变身为中国版《灰姑娘》,成就了译文跨文化传播的强大生命力。     

貌离神合得意忘形--浅析林语堂英译中国古代诗词中变通手法的运用

变通是诗词翻译中的常用手段,当原诗(词)具有很大的抗译性,或者原诗(词)虽无较大抗译性,但经过变通处理后译文能取得比原文更好的表达效果时,均可采用变通手法.可从词语、句子、音韵、文化因素等各个层面探讨林语堂在其英译诗(词)中所采用的各种变通手法.     

从林语堂看翻译“文化间性”论

翻译的"文化间性"思想是翻译文化视角研究的重要指导哲学,其理论渊源上有着需要澄清之处。本文首先试探讨这一思想的源起及其蕴涵的深层逻辑,然后选取了著名翻译家林语堂先生《浮生六记》的译文阐释翻译的"间性"思想给译者带来的影响,进而揭示了翻译文化间性哲学的终极追求是超越文本的,是强调关联性的文化交际理念,更是倡导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并实现文化秩序重构的美好理想。     

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

林语堂在专著《中国人》和《苏东坡传》中站在西方人接受心理的角度阐释中国书法,提出了独到的书法美学观点。林语堂充分肯定了书法的地位和价值,分析了以“动”为核心的书法美学范畴,以西方抽象画为参照来阐释书法的性质,并且以形式分析法为基础阐释书法美学欣赏。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维持了书法“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他在80多年前提出的书法美学观点对当今中国书法文化的国际推广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从《浮生六记》译文看林语堂翻译的美学思想

林语堂是国内外著名的翻译家,其翻译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其美学思维中。选择其代表作《浮生六记》,分析在该译文中表现出的美学特性即音韵美、对称美、动态美和形态美,让其中的恬适和优雅体现出来。     

林语堂《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的语用评估

具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语用翻译理论主张从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方面达到翻译等效,这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即使从语用评估的角度,以《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为例,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自译中的变译——以《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为个案

林语堂在自译中,未拘泥于原文结构和行文模式,而是针对原文与译文不同的预期读者,采用变译方法,用目的语对原文进行二次阐述.从林语堂的自译效果看,"忠实性"与"创造性"可以并行不悖,忠实是再创造的基础,再创造是忠实的表现手段.     

鲁迅与林语堂幽默观之比较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幽默大师,对幽默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认同幽默文学的社会价值,且都对幽默文学进行了探讨,对中国究竟有无幽默文学看法不一。在创作中对幽默文学的社会功能体现也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二人在文学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后来的评论者对两人的创作褒贬有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林语堂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