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不韦——驳罗思鼎《评<吕氏春秋>》等文的奇谈怪论

吕不韦是什么人?是封建官僚大地主还是“大奴隶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罗思鼎,只是凭着司马迁《史记》一书中关于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和“徙卫于野王”的记载,就武断地把他定为“大奴隶主”。(《评<吕氏春秋>》)这完全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看它“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如何来决     

论韦昌辉

韦昌辉原名韦政,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其家"素业质库,兼饶田产,富甲一邑."①有的史料明确记载,他家有"二十担种田地",即相当于"两万斤租谷田地数目",②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庭.他于一八四八年冬加入拜上帝会,很快就成为拜上帝会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韦昌辉奸险成性,品质不端,他在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建立功绩的同时,也暴露他地主阶级"阴忍残刻"的本性.一八五六年九月,他制造的天京叛乱,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史学界在十年动乱之前,对韦昌辉的评价基本上无大分歧.最近,有些同志对韦昌辉提出了新的评价和看法,主要根据是金     

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

唐代长安城有人口百万,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定论。然而最近笔者研究统计,唐代长安城的实际人口数只不过在50～60万之间,远远没有达到百万。 正史中没有“唐长安城人口百万”的记载。凡持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的学者,其主要根据是唐人诗文对唐代长安城人口的记载。岑参在《秋夜闻笛》中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在《出门》中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在《遣兴十首》里也有“城中     

辩证法、诡辩论与形而上学

对于一条向前奔腾的河流,人们究竟能不能过?怎么过?对于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们展开了有益的争论.有的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有的哲学家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有的哲学家认为:“人可以多次踏入同一条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家赫拉克里特的著名论     

太平天国性质略论——评简又文的“新封建反对老封建”说

简又文在他的巨著《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的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我遍寻一切可能有的史料,找不到太平天国内有任何资产的或无产的阶级性质或意识之存在。不知他们究竟如何能断定这(按:指太平天国)是‘阶级斗争’?”“岂以其太平军兵员多农民出身,遂称之为农民革命乎?然攻灭太平军之反革命的湘军兵员又何尝不是湘乡一带之农民?分明是农民打农民也。何况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辈皆当时的特大地主乎?”“又如他们的思想和建设仍是传统的封建的,不过以封建代封建罢。这又奚能说他们是‘反封建’?”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史半个世纪,把他这些观点不断发挥和宣传,至今仍有颇大影响,值得讨论和辩释。     

关于“寇犯阙里”问题的商榷

曲阜方志等书有金朝末年“寇犯阙里”,火焚孔庙的记载。这里“寇”究指什么人?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兵,有的说是“红袄军”。前段有的同志著文论证“红袄军”说,断定这次火烧孔庙的是红袄军。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这是关系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现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红袄军”说的论据是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曲阜县志》,该书云: 贞祐二年春正月,寇犯阙里孔子庙,毁手植桧“。《孔庭纂要》云: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对这条材料应注意两个问题:1。《曲阜县志》是以《孔庭纂要》为兰本的,《县志》     

论祝融及其后“八姓”

楚祖是祝融，不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楚人自己也承认。这是历史事实，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把文献中有关祝融的记载综合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许多矛盾，不易处理。在《海经》中，关于祝融就有二说，一说他是黄帝之后，另一说他是炎帝之后，这就影响到楚族的来源了。在黄帝之后的说法中，还讲重黎和吴回兄弟都曾居火正“为祝融”；不但正式否定了祝融是人名，连楚祖是重黎还是吴回，也成了悬案。再说火正，有的说能“光照四海”，简直是太阳之神，有的说是五行之神中的火神，显然两位都不是人。至于祝融的“其后八姓”，另一说是陆终六…     

天京事变之真相——为东王杨秀清辨雪

长期以来,一部分研究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天国”)的史学家对天京事变(以下简作“事变”)所作的结论是:东王杨秀清因逼封万岁,阴谋篡夺天王领导权,被天王诏令韦昌辉、秦日纲等所诛。可是我们在探讨事变史实中,发现大量史料足以证明,天王褒封东王万岁是史实,而逼封则是伪说;东王之死,是被北王韦昌辉为首,有燕王泰日纲、豫王胡以(日光)、佐天侯陈承瑢等参加并得到翼王石达开支持的叛乱集团共同密谋杀害的,断非天王所命。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正> 关于《明史》所载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根据现代造船原理,认为《明史·郑和传》中“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们提出,这一记载出自并仅见于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此不能说这个尺寸有充分的根据。对此笔者想谈一点粗浅的看     

《太平天国韦昌辉家简谱》考略

《太平天国韦昌辉家简谱》是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经过调查访问和考订,本文认为这份《简谱》真实可信,它足以订正前人关于韦昌辉民族成份和家谱世系的误记,并为其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海瑞“为民”思想的阶级实质

我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吴晗同志,对海瑞的历史地位以及研究海瑞的意义早已有过明确的论述。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一文中说:“对海瑞总的评论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同时也指出了“他和官僚地主中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一面,因之,有些官僚地主们在大骂、排挤、攻击之后,也还是说海瑞一些好话。”     

论王勃

一、关于王勃的生卒年问题王勃的生年,史无明确可靠的记载。近人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生于647年(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有的作648年(郑振铎:《中国文学年表》),有的作649年(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这些说法,也各有一定根据。据《旧唐书》王勃传:“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依此推算,应生于贞观二十二年,即648年。主张生于649年的,是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     

王褒卒年考辨

西汉辞赋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关于其生卒年,《汉书·王褒传》没有明确记载,只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怜惜之。”祀金马碧鸡事的时间,《汉书》无记载,因此王褒的卒年就成了问题(王褒生年更恍惚,故从略)。笔者目前仅见有两种说法:一是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在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二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定于五风三年左右,即前55年左右。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如游国恩编,如中国社科院编,如章培恒编,如郭豫衡编等都曰“生卒年不详”,有的把它忽略过去。笔者认为王…     

家

可以说人的一生中都是在比较中度过的。童年最浅薄,公然比较谁的父母亲最棒。有的说: “我父亲官大。”有的说:“我们家钱多。”其实这最无聊的比较在人生初始无法选择的。生在朱门或草户,由不得自己。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一辈子奋斗才获得,而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拥有了。     

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是否有过逼天王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之事,即所谓“逼封”,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讨、争论,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1856年秋,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件绝大的政治事故:天京事变。在这次变乱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害。杀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主要是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的。“逼封”这一举动表明杨秀清企图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取洪秀全的天王地位而代之。洪秀全为保护自己而“密诏”当时督师江西的韦昌辉以“勤王”的名义回京杀     

楚墓出土虎座飞鸟初释

江陵楚墓里出土不少虎座飞鸟。它们均为木胎雕成,基本形态为一展翅飞鸟立于一虎座之上,在鸟背上还插一对鹿角(见封四图片),有的鸟背上朱绘羽毛纹,虎身上朱绘云纹。随县曾侯乙墓里东室主棺旁出土了一件青铜铸造的立鹤,头插鹿角,昂首伫立,展翅作轻拍状(见题头插图)。这与楚墓所出虎座飞鸟,应基本上是属同一类性质的东西。这种文物,我认为就是古代的风神,名称叫飞廉。文献上关于飞廉有不少记载:《广雅》:“风伯渭之飞廉”。《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根据这些记载,飞廉就是风神或称风伯。不过,文献中对于风神又有两种说法:一说应为兽;一说应为鸟。其说为兽者有,《周易》卷一:“云从龙,风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好坏?

现在有的人看见西方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一、二万美元,而我国社会主义搞了四十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几百美元,因此就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示怀疑,觉得理论与现实反差很大。他们说:“社会主义理论好,资本主义现实好;社会主义将来好,资本主义现在好。”这种说法对不对?不对!只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富”和现实,对社会主义的“穷”和现实,作全面、具体、历史的分析,就会得出并非如此的结论。一、要正确看待富与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