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札记四则

屈原生年说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第一节《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论屈原的生年说:他(屈原)的生卒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子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知道西纪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孩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据日本新城新     

谈鲁迅两首和屈原有关的诗

鲁迅的旧体诗有相当一部分和屈原有关,它们或采用屈原诗里的一些辞句和语汇,或涉及屈原的创作和生活。这说明鲁迅对屈原的作品很熟悉,对屈原的研究工夫很深。《送O.E.君携兰归国》和《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是其中的两首。这两首诗通常被认为是鲁迅的“夫子自道”;前一首的“兰”,后一首的屈原,都被说成鲁迅的自况。这样的理解合不合鲁迅诗的原意、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以及鲁迅的思想和性格呢?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     

《离骚》“伯庸”考

《离骚》首二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中“伯庸”是谁?它到底是个怎样的称呼,历来歧解纷如,未有确论。东汉王逸说:“值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楚辞章句》)王氏以“伯庸”为屈原父考的字。唐吕延济则说:“伯庸,原父名也。”(《文选》五臣注)     

白居易《花非花》一诗考辨

白居易的《花非花》一诗,由于通篇比喻,写作环境又不清楚,给准确理解作品带来了困难。我们通过一些考察,试图对作品作出比较准确的理解。原诗如下: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对于这首诗,目前的注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首诗是咏官妓的(见王汝弼选注《白居易选集》)。他解释说,“花非花”说官妓的容貌如花,但非真花;“雾非雾”是说官妓为女性.上应女宿,女宿也叫婺女,借雾为婺;“夜半来,天明去”是双关语,既是说星,也是说人,以此来比喻官妓和官僚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关于《楚辞&#183;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注骚阐微

《离骚》的作者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天问》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从《离骚》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坚持进步理想的人物。他反对封建的“礼治”和“天命”。在《离骚》一开头,就说他是帝高阳的后代,说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按“天命”说,屈原理应“万事皆     

《湘君》、《湘夫人》的写作年代和屈原的思想生活轨迹

文章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湘君》、《湘夫人》是屈原自疏和被召回时的作品。《湘君》写于楚怀王十五年稍后，《湘夫人》作于十六年左右。二诗用象征手法写出了屈原自疏后的焦灼心情和召回时的欢悦之态。屈原反覆强调的“练要”表明他非常注重修名。为了国家，他反覆托人致意君王，这便是作者多次提到的求媒。“求媒”是楚国处理君臣关系的文化惯例。屈原作品中大量的香草原是为了礼义的需要而佩用与栽种的，只有部分用来比人才和“美人”。屈原在洞庭湖畔的生活非常凄苦，但宅心君王的初志从未改变。     

漫说“落”字

宋代王安石写过一首绝诗《残菊》,第一二句是:“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据说,当时就有人讥笑他不合事理,说:别的花会凋落,菊花是一直到在枝头枯死以后,也不会凋落的,于是也吟了两句诗:“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于是王安石举出屈原《离骚》里的“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王安石可以错,屈原可不能错吧,于是以后就有不少人把“落英”的“落”解释为“初始”的意思,“落英”就是“初开的花”.于是推而广之,又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落英缤纷”里的“落英”也应该解为“初开的桃花”.以后还历代有人争辩呢.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盗贼”与“寒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传世名篇,但其中“忍能对面为盗贼”一句,却历来成为教学中的难点。如果讲得不清楚,会造成学生思想上的迷乱,影响他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是因此对这首诗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说:“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都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的教学参考书中,虽然没有采取这样的观点,只说了一句“杜甫对顽童的不满是显然的”,但仍然缺乏具体的分析。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赵逵夫《哀郢》一诗的背景、作时及所反映屈原的行踪。学者们一直看法不一。首先是对诗中“过夏首而西浮兮”和“上洞庭而下江”这两句的解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其次是屈原“背夏浦”而东行后的行踪，过去的一些解说，也都感到疑问很多...     

诗歌教学中的形象分析

“青山处处飘忠魂”(《天安门诗八首》)一句该怎么讲?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过传忠老师这样说:总理的骨灰撒遍祖国大地.这个动词呢(指“飘”字),就是说青山处处飘着总理的骨灰.这个形象很自然地使我们联系到总理,想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总理就是死了,他老人家也要让骨灰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滋养中华大地.一想到这,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激动.(《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过老师准确地把握了诗句的形象,“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刘勰《文心雕龙·     

屈原之死刍论

关于屈原之死的问题,虽不曾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鸣,但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詹安泰同志说: “由于阶级性质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屈原)……处处碰壁,跟着就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乃至于自杀.”郭维森同志说:“屈原的自杀,表现了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同时也是对楚国黑暗政治的一种抗议”.马茂元同志在《楚辞选》中说:“屈原的自杀,一方面表现绝望的悲哀,但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他的死来振奋楚国的人心,最后一次刺激顷襄王的觉悟.”詹说和郭说,都没抓住屈原之死的实质,其结论难以准确地说明屈原之死的原因和意     

张打油咏雪诗不是民间文学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四“复窠俳体打油钉铰”条,记载一首唐朝张打油的咏《雪》诗。全文共四句: 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历来都说这诗写得太粗俗,因而把一些写得比较粗俗的诗称为”打油诗”,诗人们有时也谦虚地说自己的作品是“打油诗”。 不料近三十年来,报刊上常有人称赞张打油这首诗,说它写得很真实,还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云云。其实,张打油这首诗是文人们编造出来的,不是深入生活的平民作者所写,不能算做民间文学。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