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略论隋文帝打击士族

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族或世族,是专指那些享有世官世禄身份的官僚地主。门阀士族,世家豪族,世家大族都是其代名词。旧史上称之为甲族、士族、名族、望族、势族、世家、高门、旧门、著姓、右姓等,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他们或依靠其政治特权而形成的世家,或依靠其经济特权而形成的士族。它源于东汉,形成于曹魏,盛于两晋,始衰于刘宋,延至隋唐。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存在六七百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期间,这个阶层始终占统治地位,左右朝廷,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压抑庶族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史称“门阀政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

东晋晚期,随着门阀士族腐败因素的增加,“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解体,以刘裕为首的下等土族凭借北府兵武力夺取了政权。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反抗的高门士族如京口刁氏、太原王氏等严加打击,但门阀土族仍旧拥有的势力和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使裕等不得不以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的刘裕,“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腆颜参与名士之清谈;其重要谋臣刘穆     

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

一关于侨姓高门之仕宦,一般认为以世袭高官而又不务军政为特征。这未免失于简单。本文试图以一流名族陈郡谢氏为线索,祥细考察侨姓仕宦的具体状况,以此说明门阀社会的一个侧面。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

韩愈对北宋古文运动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晚唐五代以来却一直很少为人们所关注。最早发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并高举韩愈的大旗,排斥佛老,对抗时文,力图振兴儒学、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是北宋初期的柳开、穆修等古文家。他们的韩愈观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唐代徐州籍作家生平创作述略

唐代徐州乃人文荟萃、文化繁盛、作家辈出之地。有唐一代，这片文化热土孕育出了几十位经史作家，有作品流传于今以及有作品目录著录于史著的就多达26位，其中著名的有史学家刘知几、诗人兼画家刘商，以及唐五代成就最高的词人李煜等。这些作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两大家族作家群，即刘氏家族作家群与李氏家族作家群。唐代徐州籍作家以自己的智慧与勤劳，为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裕的忠孝观念及其驭人策略试释

宋武帝刘裕出自布衣,早年以孝谨著称,这就使其对僚属是否具有忠孝观念格外看重,而这又构成了其驭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可说这也是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忠孝观念是相暗合的。进而这也影响到刘裕“造宋”过程以及刘宋建立后的人事格局。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简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论刘宋景平年间中枢权力斗争

从范泰所上封事以及刘义符景平年间所调动的人力资源方式可以看出,少帝刘义符不满刘裕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的专权,急于向徐羡之等人争夺执政权,这反映出斗争的派别性。另外,在政治斗争展开的过程中,刘义符借以自立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自己原征虏将军、世子府以及太子府僚属,这种资源调动方式使得政治斗争的派别特色更加突出和鲜明。所以,景平年间刘义符与徐羡之、傅亮等人的政治斗争,主要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少主所代表的皇权与前朝勋臣之间权力的有无、多少之争,和整个社会阶层变革,即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的升降无关,或者没有太大的关系。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论南宋名家扬无咎的词画艺术及其影响

扬无咎是南宋初期著名墨梅画家、词人、书法家,其词、画、书法尤为人所称,时有"逃禅三绝"之誉。其词清丽婉雅,格调殊工;其画清淡野逸,格高韵深。以《柳梢青》与《四梅图》为代表的词画艺术,真正达到了"词中有画、画中有词"的极高境界,并将词、画、书法三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词人刘克庄、周密、陈允平,元代诗人虞集、张雨、柯九思,明人文徵明、文嘉、徐守和、徐贲,清人宋荦、宋韦金,乃至乾隆皇帝等,或题跋、或追和,蔚成词坛画苑千古佳话。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