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精美录像诗歌发展新路——顾浩"新古体词"简论,兼评《胜日乐章》

文章对<胜日乐章>的思想、艺术深入分析,解析其为盛世精美录像的特色.并阐述作者所创造的"新古体词"这一形式为中国诗歌发展开辟新路,贡献很大.     

英汉人体词“eye（眼）”的隐喻研究

人类是以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通过隐喻的建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相同的身体结构与感知器官使得英汉两种语言在人体隐喻投射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认知的参照点等方面的不同又使两种语言在人体隐喻投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英汉人体词“eye（眼）”的隐喻投射既体现了人体隐喻化共同的特点,也表现出了差异之处。     

“无我之境”──王国维“境界论”的精华所在

本文通过对王氏哲学美学思想的考察，首次明确指出“无我之境”乃是一哲思审美境层。它把境界论所需求的写真景物真感情推到了宇宙人生的深处，在中国意境理论发展上首次提出真实性的深度问题，并反拨了“诗言志”的传统，从而成为王氏境界论的精华所在。     

从“真个+体词”看近代汉语副体结构的类型及存在原因

近代汉语副词“真个”所构成的副体结构的句法功能主要是作谓语,偶有作补语成分的。这种结构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从元代开始,出现了“真个+好+体词(短语)”的句式,明清时期数量就大增了;二是含副体结构的句子不少是无主句。副体结构存在的原因是这些体词(短语)具有述谓性。     

写实精神下的现代性——重读“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曾名噪一时,论者如潮,但多限于其现实主义精神.其实,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此类创作在写实性表现手法下,难以掩盖其现代小说的本质,无论是主题、人物还是叙述方式,小说的现代性都一览无遗.     

再论“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问题——兼评刘屹博士《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要比"新经"更早出世。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见解。而"新经"《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在这一讨论中具有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意义。将该经的神灵系统、主神观念、《灵宝五篇真文》的版本以及文本结构等问题,置于整个古灵宝经系列以及东晋南朝道教发展演变的背景中进行通盘性的考察和研究,证明该经是在多部"元始旧经"的基础上形成的。针对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分歧和争议越来越大的状况,也讨论了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认知和基本方法问题。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兼对刘屹博士系列质疑的答覆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赵树理小说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致力于大众与民间的文化建构,表现了明显的怨恨体验,这至少包括对农民与对恶势力以及对时弊的三重怨恨。     

“人境俱夺”的儒佛境界──从《江雪》看柳宗元的儒佛思想

柳宗元对佛理有深刻理解,但其思想却以周礼儒学为核心。他以儒事佛,把儒理与佛义融为一体, 成为其艺术思想的内核。《江雪》的意境,把沉寂空茫的佛禅意趣与上下求索的济世抱负完美地结合起 来,是诗人艺术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共同思想特征。     

古“县”新考——与唐德刚教授商榷

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对“县”的性质、建制的说法值得商榷,从文字学与政治两方面结合古代礼制提出新的考证,对古代“县”的建制的产生演化及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侯国间的同与不同进行历史的考辨,证明唐德刚先生以“悬而未决”论说“县”,十分不当。同时为县之起源,立一新说。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上）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说”的语义及古小说的说理特征

在“小说”一词中,“小”指形式的短小与内容方面的琐碎,而“说”则主要是解释、解说的意思。通过对“说”与“语”、“俗说”与“俚语”等词的比较,可以印证这一看法。在对以“说”命名的作品及其文本的分析来看,“说”所蕴含的解释之义限定了以其命名的文字以解说、说明为主。而从古小说作品来看,《青史子》《伊尹说》《殷芸小说》等都具有鲜明的说理色彩。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论彝族“德古”文化的意义及其规制

彝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惯法和纠纷解决机制。在今天的凉山彝族地区,既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是由于人们现实的需要,"德古"调解依然是彝族群众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方式。探讨如何利用"德古"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传统的法律职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更好地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服务。     

古彝文与“巴蜀图语”的渊源研究述评

古彝文与＂巴蜀图语＂有怎样的渊源关系,能否从古彝文揭开三星堆文明的神秘面纱,国内文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有关专家学者对其作了初步探究,提出了独到的认识和见解,这对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德古”解决纠纷影响力的减弱

德古是彝族社会纠纷解决的决定性力量。德古是彝族社会的世俗权威,熟悉彝族习惯法和判例,并以家支为其依靠力量。但是在民主改革后,家支和习惯法的影响力在减弱,随着彝人对外交往的加强,彝人的观念与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央政府政令在彝区的通达使得彝人拥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自由和选择,德古在彝区解决纠纷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现在有的地方把一部分德古吸收进调解员和陪审员队伍,他们同法官一起解决彝人之间的纠纷,但德古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解决案件要受法官的指导,更多适用国家法结案,并且无形中在德古中划分了等级,使得德古的处境更加尴尬。     

“德古”：彝族民间的纠纷解决人

"德古"属于一种社会分层,是彝族社会的民族精英,他们不经过选举或任命产生的,而是由其本人的办事能力和威信自然产生的。他们是彝族民间社会主要的纠纷解决人,是彝族民间秩序的维护者。彝族重视家支内部的团结、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是"德古"能调解纠纷决定因素;"德古"是彝族民间自发生长的乡土权威人士,也是调解纠纷的媒介和见证者。了解"德古",对于促进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