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抑商与重商──中西文学中商人形象描写殊异成因论

抑商与重商──中西文学中商人形象描写殊异成因论周旋我国历来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早在战国时代的李悝、商鞅、管子等便积极倡导以重农抑商作为立国之策，韩非在他的《五篇》中公开咒骂“工商之民”为蛀虫，认为他们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秦汉大统一的帝国建立后，重...     

论儒家伦理对我国商业文化的影响

<正>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儒家“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下,“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商品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胡平同志的观点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其中子贡即是集文人与商人于一身的代表。孔子的儒学是注重现实的,义利并重的,他讲的许多话是体现了商业文化的。”本文就儒家伦理思想对商业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叙一己见,就教于方家。     

商鞅的经济思想及改革路径新论

商鞅变法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变法举措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激进性。商鞅根据西秦华戎交织,土僻人稀,以农为主的国情,出于维护小农经济和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需求,既吸取了儒家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思想,又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厉行干预。通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等举措,大力提升了西秦国家的战争资源获取能力,达到秦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商鞅等法家人物的经济政策正是孔子平均主义与法家经济干预主义的结合。     

商鞅变法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秦孝公六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初步实行了变法。秦孝公七年,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重农抑商,奖励垦荒发展地主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耕战,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推广“连坐法”,统一度量衡。商鞅之法“行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张雪昆中国古代主要推行抑商政策，这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在四个历史阶段：西汉初、东汉、晋、南朝，不仅没有推行明确的“抑商”政策，相反，政府对商业是相当自由放任的，甚至是鼓励的，所以，商...     

论古代的抑商政策和现代的轻商思想

<正> 一、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和轻商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一直采取抑制政策。抑商是为了重农,抑商与重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历史上往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重农轻商”或“崇本抑末”。这里的本,指的是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末,开始指的是手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后来又扩大到所有的民间工商业。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並不是重视农业,也不是重视农民,而是重视依靠剥削农民所得的地租和赋税。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全文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不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间三句正是对这一传统政策的认识和总结,首尾两句是在批判纠正汉武帝极度抑商政策的基础上,对传统抑商政策做了理论上的提高与升华,强调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代表了司马迁进步的工商业政策思想。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是宋元明历史发展的产物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卜辞命辞的构成分析

本文通过对命辞的几种常见形式及其变化形式的描写分析,支持了命辞的性质是问句的传统看法.同时,对对贞形式的命辞提出了新的解释.     

桑林文化阐释中的几个误区

桑林是殷人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而后才为他族所认可。其含义是立体的,有三个层面,即经济的、男女关系的和神话的。这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其中,男女关系的功能很突出,但人们在解释时,又将它强调到了不恰当的地位。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再论偃师商城是夏商断代的界标

刘绪先生前后写了两篇关于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界标的文章,文中多有不实事求是之处。故有必要予以澄清,以正视听。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实物资料和碳 14测定年代数据,偃师商城是夏商二代断代分界的界标。     

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关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多,关键是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一。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有机结合体。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考察,可见发现,商代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设施——城墙或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工商业,从而使"城"真正成为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准此,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论山西垣曲商城遗址与“汤始居亳”之历史地理考察

偃师商城遗址为夏商分界线,是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共识。但“汤始居亳”在哪里?商汤从何处迁至西亳偃师商城,有各种说法。从考古和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地方史志考察,“汤始居亳”应在山西垣曲。垣曲商城遗址时间早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商“汤始居亳”,“亳”的名称是因该城址位于亳清河岸,完成灭夏任务后,才迁西亳偃师商城,后扩大其亳邑为郑州商城遗址。     

从酒台遗址发现论商族的起源地

酒台遗址的祭坛及大量陶器残片、卜骨残段及祭祀坑内遗物,说明其时期在商代及商代以前.在凤凰山附近发现晚期智人牙齿化石、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及岳石文化时期遗址.甲骨文中的"商"字,金文中的"蕃"字,形象地表明了商族的起源地望商和蕃,在凤凰山及其周围.诸多证据证明:商族起源地望在山东蒙山北侧、新泰市东都镇的凤凰山周围地域.     

《商君书》语词杂考

《商君书》中有些词语具有特定含义,如“姦民”、“善民”、“良民”;有些词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如“軍爵”、“公爵”;有些词语的训释存在歧异,如“越人”。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考释,认为“姦民”是指能与他人划清界限,不包庇罪犯的百姓;“善民”、“良民”是指无原则地“(?)其(?)”,不顾法令而相互包庇的百姓。《商君书》本无“軍爵”、“公爵”之分,“軍爵”、“公爵”之说当系误断。“越人”本指远人,非由越国人引申而来。     

金文中的女性享祭者及其社会地位

以金文中女性享祭情况与男性享祭情况的对比为纬,考查女性享祭者礼遇高低的量化相对值;以不同时期女性享祭情况的发展变化为经,考查女性享祭者礼遇变化的量化绝对值,揭示出殷周社会对女性享祭者的尊崇逐渐减弱的事实,证明殷周女性社会地位极其低微并逐步下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