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

用理性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但过分强调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理念的合理性、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亦造成了相当的误区、困境和消极后果，以致于出现了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相脱离的现象。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主要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者的局限性，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政策分析条件的局限性。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诸如渐进主义政策理论和有限理性政策理论等的批评和修正。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最大误区集中于它对主、客观条件的理想化的要求上。事实上，诸如知识的广博性、动机的纯正性、价值标准的中立性、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政策方案的周全性、未来预测的准确性等项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要求，都不是现实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实现的。所以，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不应当亦不可能是实际公共政策分析的唯一理念和唯一工具。未来公共政策分析的出路在于理性与超理性的理念和工具的合理运用     

论公共政策范畴

公共政策研究是当前政治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公共政策范畴广义说和狭义说各有优点，也有各片面性。全面理解公共政策范畴的本质涵义，那就应当承认公共政策是政府和政党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     

话语理论视角中的公共政策质量问题——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

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提出了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含义是双重的：（1）在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策略内部，这条道路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之下的“环式民主”——官僚制道路，也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下的社群主义的直接民主道路，而倡导在公共能量场中通过保证参与者话语的正当性，提升公共政策质量。（2）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这条道路避免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各执一端，而融合两者。     

国际商事仲裁下公共政策在我国的适用研究

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多数国家对《纽约公约》下的公共政策例外采以谨慎适用的态度。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以限制性解释为原则,对公共政策的认定与适用以严格的标准进行审查。尽管我国法院对公共政策例外持有鲜明态度,然而实务中仍存在理解差异大与适用不一致等问题,其本质缘由之一是对公共政策内涵认识的模糊性。在国际层面追求公共政策界定的统一难度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国内无需对公共政策的概念和适用进行更具体的解释。就此,可通过对公共政策内涵界定和审查程序的考量,反思公共政策例外适用的问题,从而促进公共政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问题

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问题,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对当代西方有关隐蔽议程的理论研究、社会实践的阐述和剖析,肯定了隐蔽议程问题的真实性,并指出其危害。同时认为,把这一学术范畴引入中国,对于反思和改进中国的公共决策体制也有所裨益。     

政策张力、公平观念与扶贫工作的合理性

目前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工作。通过调查发现,精准扶贫工作的合理性正在村域范围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公共政策差异化的利益对象和政策非连续性容易导致公共政策间张力的出现。当公共政策间出现张力时,人们就会对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尤其是政策张力与政策断裂相叠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策张力带来了对村庄原有公平观念的冲击,最终导致了人们对精准扶贫工作合理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精准扶贫工作要取得更大成效,需要平衡好不同主体的相关利益,同时也要做好不同政策的衔接工作,注重公共政策合理性资源的积累。     

关于实践合理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实践合理性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所合乎的“理性”本身的合理性的追问、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实现实践的合理化,即实践合理化的条件、原则和途径问题。实践合理性追求的现实意义是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找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干“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入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从博弈论视角看政府治理的合理性

政府治理的合理性问题日益为人关注。本文从博弈论的立场探讨作为政府治理基础的公共政策制定 ,结合奥斯本与鲁宾斯坦的博弈论思想提供了几种政策博弈纳什均衡的解释。文章列举热点政策问题的纳什均衡 ,论述如何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更好地运用博弈论思想 ,试图说明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论分析是实现合理化政府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论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运用

公共政策是有关国家法院撤销或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重要理由之一。本文简要讨论了公共政策的含义，着重对1958年《纽约公约》中公共政策抗辩作了细致剖析。通过对有关国家法院适用公共政策抗辩实践的考察，作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与作用，公共政策抗辩的适用范围会越来越小，某些学者关于公共政策对公约损害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论实践合理性的系统结构

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践合理性 ,指的是人们以普遍有效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手段以追求合乎人类生存发展的更加完美理想状态的总体性目标历史过程的观念反映。实践合理性是一个由各个要素、层次、部分相互联结的有序结构系统。文章分别从普遍有效性。总体目的性、普遍有效性与总体目的性的关系三大部分对实践合理性的结构进行论证、分析和说明 ,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和见解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价值与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决定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实施的可行性,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增强对公共政策的回应与监督.实现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应该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性民意表达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并培育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践行公民参与,培养公民参与文化.     

话语理论视角中的公共政策质量问题--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

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提出了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含义是双重的:(1)在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策略内部,这条道路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之下的“环式民主”———官僚制道路,也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下的社群主义的直接民主道路,而倡导在公共能量场中通过保证参与者话语的正当性,提升公共政策质量。(2)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这条道路避免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各执一端,而融合两者。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意的应然表达

分析和研究国内外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意的应然表达包括3个层次：（1）公意作为全体人民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2）公意作为全体人民对政治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3）公意作为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依归,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实施理论的演变及其意义

公共政策实施理论从行政执行理论发展而来,历经了从隐形政策制定之中到与政策制定相互融合、复杂依存的过程。公共政策实施理论的展开有助于追求多种研究的综合、有助于从政策的关联出发分析行政、有助于由政策层面去探究行政的本质。     

公共政策责任问题探略

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政策行为是一种责任行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必须对其政策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文章提出了公共政策责任概念并初步分析了其含义与构成。公共政策责任是笔者基于政策科学视角所作的责任分析与界定。强化公共政策责任是中国当前提高公共政策绩效的关键，这包括强化公共政策责任意识、完善政策监控机制和对失责者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     

土地产权变革的诉求: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起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该政策得以通过实施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证明该政策得以提上政策议程的合理性,并揭示其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借鉴意义,以规范、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与框架。     

试论政府自利性及其矫正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自我服务的倾向,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府自利性的膨胀会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生偏差、腐败蔓延、政府功能衰退和政府合法性丧失等诸多弊端。矫正政府自利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并努力使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合起来。     

功利主义与公共政策伦理:如何从冲突走向和谐

古典功利主义以"趋利避害"的人性主张为出发点构建其理论,功利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公共政策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却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规范的公共政策具有结果性、经济性、短期性、失衡性等特征,必然导致政策之逻辑冲突和实践困境.由于它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其决策价值位序无法立足当代社会,而且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自利性.因此,公共政策伦理应该拒绝经济理性人假设,明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及公共责任,以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实现从功利主义政策向公平政策的转变,与时俱进地追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冲突及其实践困境,社会才能从冲突走向和谐.     

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公民参与就是以追求公共利益和实现公民资格为目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从事的所有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行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政策目标的达成有着重要的价值。从多个角度出发探索公民参与的途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