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集汉北与汉北楚境

屈原《抽思》语及的“汉北”,自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明“汉”即汉水、朱熹《楚辞集注》从同以来,经明清治骚名家辨析驳论,其为地理概念,已是学界共识;其指汉水之北的楚境,是屈原自郢都退居或放居的地方,也为学界成说。考察楚先民在商代的徙居和楚人在周代开拓北疆的历程,厘清周代楚国北疆的大小变化,可知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时及怀王时代前期的楚国汉北暨北疆,大致包括今湖北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陕西的安康地区以及河南的南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部分地区与信阳地区。汉水自西向东流经丹江口缓折、经襄阳急折下东南而至汉口汇入长江,襄阳、南阳、平顶山以东不宜谓之汉北。其时的汉北楚境,大致就是今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南阳和平顶山部分地区及安康地区。屈原往居汉北的行踪,可于其时郢都至汉北的路途中和汉北楚境的范围内寻觅。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     

清华简《楚居》“徙居/袭X郢”解

清华简《楚居》所载自楚武王至楚悼王时“徙居/袭X郢”不应理解为迁都,而系王居即楚王居处之迁徙。与金文及文献“■京”“镐京”等的“京”一样,“郢”系共名或总名,凡单称“郢”者,皆指楚都,“X郢”犹如“X京”,系楚都郢内王居之邑,内有宫殿及护卫等相关设施,其营建之目的或与军事安全、狩猎田游、陵园祭祀等有关。“郢”前之地名,皆系今宜城及荆州楚都内之具体小地名。称郢系因王居所在,“郢”由“浧”即水泽本义引申而来。西周金文中常见“王在X■”的“■”应系“居”字异体,该字系王居之“居”的专用字。“X■”部分系畿内固定的王居,其他多系王出行临时驻跸之所,类似后世之行宫。     

《离骚》作于汩罗辨

<正> 《离骚》写于何时何地,分歧颇大。如细细数来,竟可达数十种之多,有的观点相近,有的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曰作于怀王朝屈原遭谗被疏,罢“左徒”,黜“三间”之后,地点在郢都;二曰怀王朝被放于汉北时所作;三曰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来立或初立之时,地点或汉北或郢都;四曰作于顷襄王朝流放江南之后,或流放之初,或流放途中,或流放之末。上述诸说,就时间而言,最早的认为作     

屈原故乡觅踪

屈原故乡应该在屈原诞生的郢都。古人却把秭归称为屈原的故乡,今人又将湖南汉寿考证为屈原故乡,新闻界人士周笃文教授从新闻炒作角度出发发布屈原故乡在临湘,使得国人对屈原故乡的认定愈来愈模糊,需要认真求证。     

“震愆”——《楚辞》札記

九章·哀郢:“何百姓之震愆。”王注:“震,动也。愆,过也。人君不纯一其政,则百姓震动以触罪也。”解释殊为迂曲,既与上文“皇天之不纯命无直接联系,亦与下文“民离散而相失,方仲春而东迁”二语不贯。王注不得不指民为屈原自“己”,遂与上文百姓不相涉。割裂原文,曲成其说,使后来读者不明哀郢篇究为郢都沦陷而作,抑仅由于屈原个人迁谪而写成。王船山独释震愆为失其生理,文气贯串,民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九章》阐释三题

重新考查屈原的生平 ,《抽思》当作于屈原被放逐到汉北之初即楚怀王十八年 (前 3 11) ,是写来献给怀王表明心迹的 ;《涉江》作于顷襄王决定将屈原流放到溆浦山中之时 ,诗人的情绪特别悲愤 ,诗中表达了宁折不弯的性格和操守 ;《惜往日》作于自沉以前不久 ,其中总结楚国失败的教训 ,与大败楚师之秦将白起的有关分析合若符契。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楚赋与儒家文化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 ,而楚赋的代表作家则是宋玉。从宋玉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仁学思想 ,他深受儒家音乐教化思想的影响。赞美雅乐 ,斥责郑声。他深受孔门《易》学思想的影响 ,他以儒家的“圣人”自比 ,主张儒家的道德。宋玉这套话语系统 ,完全是儒家文化的反映和体现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     

《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

迁谪文学是我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迁谪文学的奠基人 ,是他的迁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 ,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 ,“发愤以抒情” ,为我国迁谪文学奠定了审美的基调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于6月13日至16日在宁波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15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74篇,论文提要16篇,内容涉及到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等七个分枝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