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阈中的有限政府——兼论有限政府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意义

在哲学的视阈中,可从自然权利论、人性论和有限理性论三个维度探究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学理基础。自然权利具有至上性,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基础。要防止政府作恶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人兼有善恶两重性,国家权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恶,防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理性具有自身的限度,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政府。建构有限政府是突破中国政治现代化困境的出路所在。     

市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思考

以社会制约政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首先 ,个人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和许诺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世界无所谓权利 ,权利的实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权利让渡。而国家权力的实施归根到底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具体的操作中完全可以不顾个人的意愿而进行。通过确定一个稳定的秩序 ,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但同时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在政府权力面前 ,个人显得太渺小 ,以致于对政府权力的侵害无能为力。而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政府产生之前个人权利交易的场所 ,代表了个人权利的复杂集合…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洛克论个人财产权

个人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法中衍生出来.政府的产生只能是基于财产权的统治权,保护个人私有财产权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立法权对财产权不能专断.税赋在交纳国家财政之前属于个人财产,公民的同意是政府征税的合法性所在.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论有效政府

本文从对有限政府模式再审理入手,认为有限政府是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政府模式,政府权力应该受到制约、权力行使应以保护个人绝对自由为前提是有限政府的根本旨趣。在此基础上,本文批判地分析了这一理论的缺陷和它所遭遇的严峻挑战,通过分析和评判,树立起有效政府的目标取向。以有效政府作为政府改革和政府运作的根本价值,有助于走出行政改革的误区。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树立责任理念，建立责任政府

本文通过对责任政府的概念的分析 ,说明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要建立责任政府 ,必须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 ,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权力政府的转变 ;从法律仅仅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 ;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强调政府责任转变。     

论传媒法的宪法属性

传媒法是调整传媒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传媒组织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核心是调整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因此,传媒法具有宪法属性。英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法规的制定、实施与废除,都与现代宪法规定的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宪法应保障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新闻与出版自由、民主等权利紧密相关。我国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法。在传媒的立法和实践领域,需要我们对政府权利和公民的权利给予恰当配置,限制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培养公民的能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价值·过程·结果

本文从对有限政府模式再审理入手 ,认为有限政府是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 ,以官僚体制为主导思想的政府模式 ,政府权力应该受到制约 ,权力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是有限政府的根本旨趣。但 2 0世纪末期政府治理的实践已证明 ,有限政府理论的缺陷和它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治理实践的紧张呼唤政府模式的转换 ,树立起有效政府是其目标取向。以有效政府作为政府改革和政府运作的根本价值 ,有助于走出行政改革的误区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的构建

建立有限政府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构建有限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发展脉络进行历时性考察,探析政府对市场经济不合理干预的深层原因,重估政府作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权力权利分配体系、加强对税收收支监管后,通过政府权力—公共领域—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路建立有限政府以应对市场失灵。     

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

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基础。个人及其权利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及其权利出发思考国家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范围，确定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以个人为政治思维的原点，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为理论上的不自觉和文化上的无意识。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政府的“触角”伸向何处？——简析有限政府理论及中国对政府权力模式的选择

有限政府理论源远流长，它的产生对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政治观念和国家的政府体制影响深远。在中国，经过艰难的探索，全能政府的政府权力模式被抛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有限政府理论正被接受和践行。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权利、权力、自由及其代价——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权利、权力、自由是三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利要确保得到履行离不开政府有效地行使权力,而政府行使权力又可能干涉个人的自由;同时,政府行使权力需要财政支持,而财政来源于纳税人的税收。纳税人通过向政府缴税,使政府具有权力保护选民(纳税人)的权利得以履行,从而在选民(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从选民的角度,要获得权利、保护权利需要缴纳税收,即权利的成本;政府要获得权力、维持权力需要财政支出,即权力的代价;要获得自由则会牺牲财富,即自由的代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以权利的良好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的,这需要政府的良好治理。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权力视野下的政府权威构建

政府权威的树立与维护无疑是政府执法的关键与保障。权威总是与权力相关联,权力是政府权威生成的重要基础,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予。但权力并不等于权威,因为权力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权威则是在管理对象主动认同的前提下执行政府的意志。因此,政府权威的构建一方面应通过法律形式赋予政府必要的管理权限和强制力;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权力异化也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使其严格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运行。授权与控权是政府权威构建的基础和保障。     

权利的公共属性研究

自由主义者往往认为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是一种零和关系上的博弈,只有政府干预的减少才会使公民的权利得以扩大。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观仅仅关注到了权利的可欲性问题,却忽视了权利的可行性问题。霍尔姆斯、桑斯坦从研究权利所依赖的成本入手,提出了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权利观,认为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政府干预的减少必然导致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要想将纸面上的权利或道德权利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权利,必须依赖于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警署、法院等国家机构。如此,公民个人所享有的私权利,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公共属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