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的探索

一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上,第一次是党内合作;第二次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适当的组织形式,对于巩固发展合作关系,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进程是很重要的。中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诚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逼进。企图侵占全中国,损害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才使蒋介石改变对中共的政策,由军事“围剿”的方针改为“谈判”的     

求同存异 相互信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

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０日，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次国共合作，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共产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笔者认为，国共两党坚持“求同存异，相互信赖”是成功地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基本经验。一、国共两党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立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前提条件本世纪２０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五四”运动以来全国最有影响的政党。他们有着各自的革命纲领、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历史的渊源…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新论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已成历史定论,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同时并存、交互更替的时期.关于这种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延续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遭到失败.不久,他毅然改组国民党,转而与共产党合作,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序幕.     

维经斯基策划“上海谈判”原因探析

维经斯基作为俄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肩负着指导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合作的使命,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破坏。维经斯基认为要维护国共合作,就必须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共产党只有掌握领导权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国共合作的长期性。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领导权,而维经斯基则指导中共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维经斯基的做法惹怒了俄共中央,声言要追究其个人责任,在俄共强大压力之下,维经斯基改变斗争策略,亲自策划了以维护国共合作、分化西山会议派为目的的国共上海谈判。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再认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对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认识和态度,在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马林方式的国共合作是马林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中国的翻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独立性,从而在大革命中不得不放弃革命领导权,最终让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得逞。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伟大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阐述其伟大历史功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     

解放战争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利的原因分析

解放战争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士气的较量——国民党士气低落，共产党士气高涨。民心所向——共产党紧紧抓住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赢得了民心；而国民党在农民土地问题上无所作为，并以其暴政使农民状况持续恶化，进而失掉了民心。统一战线——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蒋介石政权空前孤立，分崩离析。战略战术——毛泽东战略战术正确，蒋介石长于政治权术，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国际形势——大国之间的博弈有利于共产党。     

利益·沟通·模式─—国共合作因素的政治科学抽象

本文认为，一切合作皆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要把这种基于共同利害关系的合作愿望变为现实就必须借助于沟通，而合作成效及其功能发挥的优劣又与合作模式密不可分。作者主要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参照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利益、沟通和模式这三大要素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宏观上为酝酿中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     

翟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党的“一大”后,前后持续了两年时间。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及社会主义重要法宝的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确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性的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把中国历史,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代,推进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     

试论中国民主党派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

中国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参加解放战争、与共产党合作建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主党派由其政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地位所决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与共产党相比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斗争形式主要是进行與论宣传;斗争区域主要是国统区大中城市;对国民党态度经历了拥护、怀疑、反对的变化过程;理论体系不完备,指导思想不统一;政治态度分歧,组织形式松散;革命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实践及其贡献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通过主编的报纸,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在创办学校的活动中,为国民革命培养人才,积极参与黄埔军校建设,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真诚维护国共合作。这些努力有助于中国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工农运动、了解苏俄,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形成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形成了全国抗日的局面。国共两党这两次合作所以能够形成,其客观条件和基础大不一样,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两次合作都顺乎历史的潮流,合乎人民的意愿,因而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期间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其经验与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要善于以民族利益为重,作为两党合作 的共同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破坏后,国共两党由合变分,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处于对立和内战状态。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了侵华的“卢沟桥事变”,民族矛盾即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利益,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把分裂的中国变成统一的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1页）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等,提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国人民的头等任务是“为祖国生命而     

论陕甘边根据地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开创的陕甘边根据地＂硕果仅存＂,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以陕甘边根据地为基础,建成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试谈郭沫若对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前两次合作,对推动人民革命事业、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中,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郭沫若起了巨大的作用。“春兰秋菊,遐迩一家”。祖国统一、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在我们盼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的时候,回顾、学习郭沫若同志在国共合作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政策、策略观念是倍感亲切的。     

对首次国共合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的标志不是中共西湖会议,应是1923年的中共三大;"党内合作"形式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并非是革命发展的惟一原因;首次国共合作两党关系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     

抗战时期中共与晋系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晋系阎锡山的抗日统战关系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典型。本文从抗战时期中共与晋系统战工作特别是中共实施正确的统战方针、政策以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一统战关系的时代背景、突出特点和历史意义,认为从对立走向合作,在合作中存在斗争,是中共与晋系统战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共与晋系统战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双方的合作对支援华北抗战乃至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共合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论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有它光辉的一页。但是六十年来,几乎从它开会的第一天起,对它即是褒贬不一;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它的光辉几乎被全部湮没了。拂去尘埃,去除偏见,显示它的本来面目,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正确地认识大革命前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准确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不无意义的。一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是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紧迫需要,它面临国共两党能否继续合作的严峻抉择。在两年前的1924年1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改组国民党,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     

Negotiation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的国共谈判,是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此次谈判的主要特点是背景决定谈判的进程。背景的构成及其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