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作用

一九六四年秋,一个所谓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顿时席卷整个中国,历时半年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全国主要报刊杂志就发表了大小文章近三百篇。同时,各地还出现了名为“中间人物”论的讨论会,实为批判邵荃麟同志的声讨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邵荃麟同志作过多次发言。他从文学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出发,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提出了要重视对中间状态人物的描写。这显然是属于学术性     

《红楼梦》——“有岔路的花园”

<正> 阿根廷当代杰出的作家博格斯,在他所著的短篇小说《有岔路的花园》中,假想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中国作家崔鹏,化费了十三年的时间潜心撰写了一部神秘的小说。这部小说表面看来“支离破碎,语无伦次”,“只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未定稿”,因此被称为“迷宫”,又被称为“有岔路的花园”。然而,实际上,这却是一部精心构思的奇书:“一般小说里的人物,每遇到可供挑选的方案,总是选择其中一个,而舍弃其他;而崔鹏小说里的人物,却是几个方案都用上,这样他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将来,各种不同的时间,而这些不同的将来时间,又继续扩散和分出岔路。……在崔鹏的著作里,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一齐出现,而每个结果又是其他岔路的起点,有时这个迷宫的路都汇聚到一点……”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邵荃麟等同志主张“写中間人物”,反对創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一再指摘写英雄人物的作品“現实性不足”,或者“現实主义不够”。他的理由說来說去,无非就是:英雄人物是“少数”,是“萌芽”,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沒有写矛盾錯綜复杂的“阴暗心理”,人物的“现实性”就不足。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我們的社会     

不許假恩格斯之名来反对塑造无产阶級的英雄人物——駁“写中间人物”论的一个论据

我们时代的荒唐现象之一,是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偏偏还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他们自以为很得计,但实际上恰恰形成对于他们自己的冷酷讽刺。邵荃麟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邵荃麟同志鼓吹“写中间人物”,妄图以“中间人物”——实际是资产阶级的“小人物”代替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从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推上蜕化变质的道路。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反动,而邵荃麟同志却硬要冒充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恩格斯也是主张“写中间人物”的。可谓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是,反对马克思主     

揭开“現实主义深化”理論的烟幕

近几年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界大肆推銷他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同时,积极鼓吹“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吹得天花乱墜,认为只要“现实主义深化”了,就能创造出“动人”的艺术,就能使斗爭的复杂性得到充分的反映,就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     

评写“中间人物”主张和对它的批判

写“中间人物”主张,是邵荃麟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正式提出来的。过去只能见到批判他时公布的摘引材料,现在看到他这次讲话的纪录稿,发现如果能全面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实事求是而不是随意曲解地来评价他这次讲     

谈语文教学的“模糊”性

没有明确外延的语言是“模糊”语言,“模糊”性、不确定性是文学魅力的所在,语文教学很多时候就需要这种“模糊”教学。一、语文教学中,忽视“模糊”性,就容易扼杀创造性我国绘画有个经典的“深山藏古寺”的故事。对这一相同的命题,有人画了四面环山,中间古寺清晰可见,令人一览无余;有也人把群山画得巍峨一点,古寺在其中若隐若现,“旁逸斜出”;只有一个人不画古寺,但见其笔下山林幽幽,溪水潺潺,溪边一和尚正在俯身汲水,令人顿觉意趣横生,击节称奇。故事里第三个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拘泥于“藏”的精确表述和“古寺”的明白存在,而是选…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日子里,其代表人物为了达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一再宣称“马克思主义停滞了”,“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等等,大有把马克思主义一口吞掉之势。影响所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也以为马克思主义似乎真的要过时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经过几个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喧闹一时的“马克思主义过时     

“中间人物”事件始末

<正> 一九六四年震动中国文坛的“中间人物”事件,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它只是起因于一件偶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九六二年八月上半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人(多数是写农村題材的短篇小说作家)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后来被称为“大连会议”。会议是由邵荃麟同志主持的,茅盾同志、周扬同志都参加了,     

驳用“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的谬论

本刊最近邀请当地部分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就“写中间人物”问题举行了座谈。下面登载的是其中四位同志在会上的发言稿。     

“偶像”是什么

近几年报纸、杂志中“偶像”成了高频词,有些杂志还开辟了“我心中的偶像”之类的专栏。那么,被奉为偶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看到的文章中,既有把革命家称作偶像的,也有把牛顿、齐白石和影视歌星当作偶像的。总之,在这样的文章里,“偶像”与崇拜的人物几乎成了同义词。     

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特色、亦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他一生思想变动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所以,他的老师康有为称他是“流质易变”;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则斥其为“首鼠两端”、“蝙蝠小人”;至于后来的史家,则既有人贬之为阴险狡诈、“风派人物”,也有人称赞他是顺应时势的爱国名家。但综观各家的议论,其核心问题无外乎这样三个:即“流质易变”的原因;“流质易变”中不变之因素;“流质易变”的评价。本文无意于开拓新的议论话题,只是想在这三个老问题上下点功夫,以求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梁启超。     

关于文艺欣赏阅读中的情感运动形式

在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的时候,因为想要把问题说得清楚些,我便对共鸣这种精神感应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已经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认为我把共鸣理解得较狭窄了,而主张共鸣是一种更广泛的精神活动现象。《学术月刊》今年第三期上陆行良同志的“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一文,在这方面可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陆行良同志提出了他对共鸣的正面看法,他以为共鸣就是“对作品中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或者对作品中所批判的人物和事件发出不满、愤慨和痛恨”,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作品里所贯注的思想感情发生交融,趋于一致”。由此可见,陆行良同志对共鸣作了一个最广泛的理解。他所理解的共鸣不仅包括了“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而且也就是一种理解。他在论述今天的读者如何对古     

“正确—错误—正确”是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吗?

皖春同志在探讨识发展过程的时候,继“经过左右偏离达到正确”这个提法之后,又提出了“正确——错误——正确”这个公式。他把这个公式说成是认识发展的—般规律、普遍规律。这个公式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错误“是两个正确之间的一个必经的中间阶段,是达到下一个正确的必由之路”;他并且在结束语中说,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经典著作中早就解决了”。皖春同志还说,否认了这个公式就是否认了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就是否认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就是违反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关于“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一文的补充

文史哲一九五五年第四期华山同志所写的“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一文,对於范汝为起义的性质、原因、经过,都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我最近见到一些有关这次起义而为作者所未经引用的材料。特别是这一次起义,有不少所谓“经绅人物”都参加进来了。“经绅人物”乃是高级智识分子,如欧阳颖士、吴琮、施逵、陆棠、谢响,就中陆棠是宋代理学大儒杨时(?山)的女婿,朱熹说他“有乡曲之?”,又“为士人时极端重,颇似有德器者”,在封建学者的眼光里,这当然是一件难於索解的事情了。杨时以老丈人身分,三次写信去劝他回来。他竟不理。另一位和杨同乡的理学大儒胡安国的儿子胡寅,在他的斐然集(卷三十)里,给陆棠做了一篇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傅记,结论是:“棠以?健之才,无形势之资,掉舌觅官,意欲乘     

赞“愿作‘中间派’”

文武双全的陈毅同志当上党政要职之后,仍常给报刊投稿。为了提防编辑“按官论文”,把他的来稿总是放在刊物的显要位置,他总要附信说明。有次,他在赴朝访问前向《诗刊》投稿就附有给主编的信,说即要上飞机的时候,“把近来写的三首诗,仓猝定稿,送《诗刊》凑趣,如蒙登载,要求登在中间。”他风趣地自称:“我愿作‘中间派’。如名列前茅,十分难受;因本诗能名列丙等,余愿足矣。”另一次他给报刊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批判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下)

关於物质和意识在“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一章里,除去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剽窃而外,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但是,就在这约20%的篇幅中,错误也是百出的。首先,华岗给了读者一大堆混乱观点。在这些混乱中,华岗耍弄了他常耍弄的那几套把戏:歪曲、迷惑和引人唯心主义。例如,他说:“机械唯物论者把意识和物质等     

批判华岗的“阶段发育”的谬论

华岗在他的“著作”和“大报告”里,时常引用一些生物学中的事实和理论,来显耀他的“学识渊博”。然而由於华岗对於生物学根本知道得太少,笑话也就时常出现了。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 在华岗著的“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里,讲到“生物的起源”一节里,提出了古生代的“斜叶树”,第三纪的“尖叶树”。这两类植物在植物学名词字典里是找不到的。如果想知道它们是些什么植物,首先需要假设是华岗抄错了;在这种假设的条件下,“斜叶树”可能是“楔叶蕨”,而“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