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

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倡议已经提出20多年了,但究竟如何使我们谈论的阐释学获得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性却始终是个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大家说来说去似乎还是超不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赫施等人开出的论域。在这种情况下,张江教授提出的“训诂阐释学”之说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这是将中国阐释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引进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工程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使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精神和方法获得阐释学意义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我们建构中的阐释学成功吸纳传统训诂学的资源呢?这显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将训诂学和阐释学简单相加肯定是不行的,二者之间需要一个转换的“中介”,如此才可以展开双向改造,从而建构一种作为阐释学的训诂学或作为训诂学的阐释学。这或许是“训诂阐释学”的真义所在。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批判性建构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创建了哲学阐释学,他的阐释学是在前辈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上的批判性继承,他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狄尔泰的浪漫主义阐释学、海德格尔的实际解释学的观点和方法,又对康德美学逐条解读和批判,使阐释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从方法论发展成为本体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奠基之作《真理与方法》出版以后,经受同时代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晚年,他延续了康德关于想象的艺术或者诗化哲学的学术理想,提出“阐释学是一种想象力或想象艺术”。伽达默尔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研究方法,也给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带来启发,其中包括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孔子"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这述作之义 ,其核心即强调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文化阐释原则。这一连续性的内容 ,即自然与文明或质与文的连续。“质”或自然 ,是“文”的发展之合理性的界限。质、文之连续 ,亦即天人之合一。在这个意义上 ,“文”的“作”亦即“不作”。文化表现为一质、文之张力关系中的生命连续 ,同时 ,亦总是作为“传统”以此“不作”之“作”的方式活在我们之中的东西 ,这正是我们总能有所“作”的原创性之本。近代以来 ,文化的“断裂性”和历史“记忆的短暂” ,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文和精神资源积累与原创性的不足。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阐释原则 ,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论阐释学理论中的阐释者主体意识

本文从梳理鲁迅的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分析其阐释学理论中的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和操控手段等,指出鲁迅的阐释学理论与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阐释者操控意识,无论是“意译”策略中的改译、删译还是“直译”或“硬译”观关照下的“欧化”阐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蕴含其中,以达到其借阐释改造国人思想、语言和文化的目的.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孔子人性思想论略

孔子人性思想是沿着历史与现实、古与今(“述而不作”)和天与人、性与命(“性与天道”)的双层致思路线的逻辑性互动展开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在孔子,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内在一致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文明创生途径的特殊性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古代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孔子人性思想当在此宏观视域下进行观照,集中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

本文将清华哲学系的新实在论派定义为狭义的清华学派,而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作者阐述了这一思潮在王国维的“贯通法”、陈寅恪的“历史阐释学”、吴宓的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潘光旦对传统人文资源加以开掘的社会学、以及这一学派的“接着讲”和“释古”主张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否定了将吴宓与陈寅恪匡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整个清华学派的实质是文化改良主义,强调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中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之一

作为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阐释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具有中国“草根”文化的背景 ,自幼接受中国式教育 ,博览中国经典 ,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个情结凝聚着儒、法、道、墨等几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源头。自《诗经》以来中国“兴”、“观”、“群”、“怨”的儒家文化功利文学观 ,深刻地影响了《讲话》中关于“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 ;具有强烈民粹之风的古代墨家平民哲学则深刻影响了延安革命文艺的“工农兵”主体说 ;而主张暴力强调改革进步的法家思想则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十六七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总趋势及其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

十六七世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此时期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普遍兴起对中世纪文化的批判,形成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其特征是:反对中世纪的权威,主张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肯定现实人生;提倡平等,反对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在此时期的中国,李贽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黄宗羲发出了反专制的呐喊……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新的历史趋势,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传统权威受到怀疑与批判,反对权威成为这个时期时代思潮的主要特点.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为本位,宗法等级制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学说,为了等级制社会和谐发展,别贵贱、尊卑,序长幼,强调个体的义务与服从.尊尊亲亲、事亲孝,事君忠、事长敬.因此,权威意识非常浓厚.反映在哲学形态上,自孔子始,就谆谆告诫人们,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其本人也尊崇古代的权威,提倡“述而不作”.两汉时期,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思想.儒家的典籍也被视为经典.它不仅是治国的指导思想,更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人们通经即可做官,成为统治者.因此,儒者对其经典进行广泛的考证、阐释,形成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千年之久的经学.经学把孔子之言视     

“言意之辩”与古典诗学中的美学追求——中国古典哲思与诗艺阐释的语用学分析

先秦诸子借助“言与象”来阐述各自思想主张的同时,对作为体现人类创造力的符号系统能否正确指向生命体验,充满了不满与疑惑,在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中显得颇为瞩目.这对后世古典哲学与文学领域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哲学阐释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古典诗学阐释学中神韵与唯美的审美追求.     

“述而不作”与官本位文化基因

在有关官本位的社会危害及其成因的学术讨论中,思想文化也是一种切入的视角,比如"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态度和思维方式,还体现着官本位文化中上下尊卑的意识,包含着官本位文化基因。在古人对"作"的敬畏心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臣民原错"、官师一体、圣作贤述、著述等级论的表现。在传统文化中,官本位不仅在支配着物质、财产、权力等社会资源,还支配着语言、著述等文化资源,甚至在创新和沿袭的关系上也有表现。由此,或可开辟出一条从著述思想考察中国官本位文化的视角。     

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慎独”“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遵循和运用传统教育的言传身教的原则、自省的方法、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统一的方法,实现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教育精英与现代化意识：当代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思路

当代中国的特点是发展与问题共存.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当下亟需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政治文化视角究其根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涵的五种政治观念:等级身份观念、人治观念、家族观念、权本位观念、臣民观念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遗存,与现代化社会的需求格格不入.这些正是当下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之一,需要以现代化意识取而代之,亦即通过“公民规训”或规制性的制约,完成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的现代化理念转换,以期推动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达成.     

文本解读——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读后

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的阐释学(狄尔泰如是观)近年来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符号的下面深藏不露的“意义”,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同。但是,虽然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发现“吃人”那句名言颇有些阐释学味道外,至今用这种眼光来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尚属稀见。我感到,周积明这部专著即属其一,因为作者意图“穿透古典目录的物化外壳,追寻深藏其间的文化灵魂”;他力图通过此“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领域去赢得对传统的更为深入的认识”,虽然并未言明这个角度或领域是什么,然而窃以     

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种前科学时期的进步理论,在古代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过在近代西学东渐中被精致证伪,被认为“落后”、“不科学”乃至被所忽略.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提供了分析和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既有的研究已经尝试从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环境和要素禀赋、科举制、阶级基础和政治裁度、文化和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等角度给予解释.其中,经济伦理是经济思想的基础,义利之辩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建立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问题意识,解释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将有利于整体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