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谒事诗”的内涵界定及其分类意义

唐人干谒活动中创作的那些反映干谒活动,或成为干谒活动媒介的诗歌作品即谒事诗,它既指直接反映干谒主体干谒意愿的诗作和反映干谒行为的诗作,也指用于干谒活动的诗歌,可分为干谒诗、省谒诗、行谒诗、送谒诗、答谒诗等五类.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和分类,一是有利于厘清干谒诗的概念;二是对唐诗的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三是有利于对唐代干谒活动之于诗歌的影响作更深入全面的探究.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

"刺点"是巴尔特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在摄影中,延续的文本形成"展面",其任务是凸显作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刺点"。此理论可以用来审视我们文化中的整个文本体裁系列: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文学文本体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所有的散文体裁,有体裁的定义边界和写法规范,诗歌实际上不可定义,冲破规范,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就成为诗歌永无定义的定义;诗歌的这些"刺点"特征,是以文学中所有的实用文体和虚构文体作为"展面"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永远是文学实践中的标出项。     

论萨都刺诗歌中“雁情”的文化意蕴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刺生活在民族文化融合最为活跃热烈的时期,深受汉文化的濡染熏陶,其诗作中体现了汉文化和游牧文化融合共生的突出倾向,在元代文坛上,独具魅力.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他的诗中多次出现雁这种意象,将雁作为一种较特殊的审美对象进行吟咏,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汉代水衡的演变

水衡是西汉时期主管皇室财政的机关.水衡设置的原因,《史记·平准书》曰:“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显然,设置水衡的最初动机是令其主管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蒙元时期的哈刺赤与兀刺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刺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中国古、近代文学的怨刺性、人民性——兼与西方古、近代文学比较

中国古、近代文学多怨刺性、人民性。尤其是摆在中、西两大文学体系的坐标系上 ,这一特点则更为鲜明、突出。中国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而西方社会却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实乃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释“灌谒者”

《后汉书·独行传·雷义》:“义遂为守灌谒者。”“灌”字旧注说甚纷纭: 《汉官仪》曰:“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胡广云:“明章二帝服勤园陵,谒者灌桓,后遂称云。”马融以为“灌者,习所职也。”应奉云:“如胡公之言,则吉凶异制。马云‘灌,习也’,字又非也。高祖承秦,灌婴服事七年,号大谒者,后人掌之,以姓灌章,岂其然乎?”     

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

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     

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两汉时期在盐铁手工业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经过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西汉初是自由经营,汉武帝后是官营专卖,东汉则实行政府征税政策.自此以后,由政府向私营盐铁手工业者征收盐铁税政策固定下来,成为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政策.由于汉代盐铁政策对以后各朝代盐铁政策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对汉代盐铁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古代民谣的怨刺艺术

大量的怨谣和哀谶构成了古代民谣的主要内涵,确立了民谣的哀怨讽世基调,因此民谣基本上属于政治怨刺文学。民谣的怨刺方式———既有直刺,又有婉讽;直刺犀利痛快,婉讽深刻谐趣,显示出浓郁的民间文学特色,也超越了一般士大夫文学温柔敦厚的传统标准。     

汉代儒家正统妇女观的演变

相对于汉以前妇女观的相对平等性 ,西汉的妇女观开始走向苛严。在此过程中 ,董仲舒、刘向、班固和班昭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身份和立场而形成的有关妇女的理论与观念 ,是促成汉代儒家正统妇女观的建立与强化的关键所在。此后 ,正统儒家妇女观对中国古代女性观念始终起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元人沙刺班考

元代名曰沙剌班者较多,且出自不同族源。但因重名之故,经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与修《金史》、卓具才华的是唐兀氏沙剌班,取汉名刘伯温,与时人常有诗文交谊。曾任帝师和奎章阁大学士、位高权重的是畏吾儿氏沙剌班,《元史》中对此人记载较多。此外,《书史会要》提到的善写大字的蒙古氏沙剌班,与畏吾儿氏亦恐非一人。     

汉代“兴喻”说

汉代“兴喻”说萧华荣＂兴者喻＂、＂比兴等为譬喻＂①，是汉人的共识与通说，而不同于孔子＂诗可以兴＂之＂兴＂为起发、感悟。孔子诗＂兴＂论的背景是春秋用《诗》（《诗三百》），汉人诗＂兴＂沦的背景是解《诗》（《诗经》）。汉人解《诗》虽也归趣于用，但那是另一种...     

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与得失

选官制度,即国家和行政职位的选任制度,中国历史上称为铨选,实由铨选和贡举或称科举两部合成,所以也称为选举。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极看重选官制度,所以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其次即及选举。《册府元龟》卷六二九《铨选部、总序》说“铨选之任,衡鉴是司,历史以来,资地尤重。”卷六五一《贡举部、谬滥》说:“论辩多士,总校群材,为治乱之本源,实帮国之大计。”最早的政制书《周礼》内已有关于西周选官制度的记载,但《周礼》虽然保存了很多先秦史料,毕竞它的实行程度,至今还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真正在历史上实行过的,完备的和系统的选官制度,最早只能推到两汉。而且,两汉基业四百年,是秦以后寿命最长的一个朝代,它实行的选官制度自然也很长。汉代又称吏治修明。两汉朝代的寿命和吏治的修明应当说也是两汉选官制度的成效,若站在行政的立场上说,实践已经证明两汉的选官制度有很大的功效性和合理性,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隋唐以后的科举制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汉代礼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权的无上权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