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

梁启超论词以“意态雄美”为审美理想 ,其作也多呈现“意态雄美”趣味。其“新意境”、“旧风格”的创作主张 ,即坚持保存诗词固有之本色 ,也应该是填词所遵循的原则。但当前学界对梁启超词学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些偏颇观点 ,主要表现为 :一、认为梁启超对宋词的兴趣自晚年始 ;二、其词作多儿女情长和伤春伤别。这些观点均须一一辩驳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社会思潮的一般规定

社会思潮,顾名思义,就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梁启超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呼应汹涌,如潮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版)在英文中,思潮的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素以“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多变性格见称于世。然而,透过梁启超这一“不易捉摸”的性格因素,人们不难发现其潜意识或思想深处仍然隐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据笔者考察,新民之道堪称梁启超多变反复的一生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民理论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民理论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往的论者或以它是抵制革命的反动理论而不屑一顾,或充分肯定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思想作出具体详实的研究。笔者认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孕育新民理论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文化重视“人的自由”和强调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的传统;其二,     

从东南学派到清华学派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西学冲击下晚清学人的心态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未所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欲破壁以拨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欲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动因。但正如钱钟书《围城》所喻——“漆室”之内与“漆室”之外的人感受和意欲截然不同:欧战以后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情况比中国更糟,一位美国记者就曾恳切要求梁启超把中国孔夫子介绍给欧洲以拯救“西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作者来信

編輯先生: “文史哲”1957年第12期登載的拙撰“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儿史記”一文,对“屠寄在世时收藏元史版本很多,均有朱墨眉批”之語,內“朱墨”二字,誤植为珠黑,应請改正。又、近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論”“十四”小节里,說晚清研究元史有何秋濤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皆以經学考証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老証学,殆不可謂     

梁启超的新文体和日本明治文坛

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在中学与西学的激烈斗争中衍生出两种文体的撞击,这两种文体就是内容上“载道”、形式上拟古的八股文和西方文化的载体梁启超的新文体。前者随着思想内容的腐朽渐次丧失活力,后者随着资产阶级文化的广泛传播日益呈现出勃勃的生机。目前,全国流行的“文化热”已化作研究中西文化的动力,晚清中西文化的大撞中资产阶级文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曾给中国的古老文化以怎样的冲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力,然而却意外地冷遇了资产阶级文化在晚清中国的载体之一“新文体”,笔者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此,选取“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外来影响”这一题目,在横的比较中去接近新文体的研究客体,以期抛砖引玉。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兴衰

西汉思想之演进,以武帝时期最为深刻,其前期承黄老之余绪并将之终结,其后期倡儒学之独尊并开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文化模式之先河,中间又杂以诸多申韩思想和法家政策。终整个武帝之世,黄老之学何以在其前期独盛?又何以在后期盛极而衰?本文立足于汉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发展命运,试图从“外缘”和“内在学理”上探讨其所以兴、所以衰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一、官僚行政体制之渐进秦自孝公始便以法家思想立国,“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士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始皇更系统地接受了韩非学说,…     

试论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表现及其影响

晚清思想文化(主要指思想文化观念)上封闭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传统“华夷”等级观念的畸形延续;二是传统礼仪观念的恶性发展;三是传统“义利之辨”的愚昧坚持。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造成近代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二是延缓了中国近代化(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时间;三是束缚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自然之仁的自律实现——孔子、老子之“仁”比较

文章对老子的“自然之仁”与孔子的“自律之仁”这两种“仁爱”思想做了比较，指出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的“仁”学思想的核心是“爱人”,但又有多层的含义；论述了“仁”德产生的根基——“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指出它的自发性、时机性；援引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思想，指出“仁”具有从个体到整个社会的扩充而走向普遍之爱的可能。老子之“仁”的核心是“慈爱”,与儒家相通，但老子以“不仁”的反向言说来限制“有为”之仁的危害，保留“仁”的自然特征。老子的“自然之爱”需要通过儒家的“自律原则”实践出来，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大爱，二者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二者的不同只是在推行的方式上一个是“有言之教”,一个是“不言之教”。     

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

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张全之与鲁迅相比，梁启超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先行者。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梁启超充分认识到：＂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之知识与能力，而知识与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于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     

略论晚明经世思潮的兴起

晚明思想史的主潮是经世致用，这在学术界已是不争的共识。然而，关于晚明经世思潮兴起的背景，学者们却有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大略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理学反动说。这一派的观点以梁启超为代表，强调晚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空疏、腐化是导致明末社会“天崩地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学者相率“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社会经济变迁说。这一派的观点以候外庐为代表，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对思想所造成的冲击。三是内在理路说，这一派的观点以余英时为代表，强调国义理派别之争要求“取证经书”，从而由“等德性”…